鄉土文學論戰的硝火是否已熄？

今早，赫然在台灣文學部落裡看見張德本兄的貼文，雖德本兄所提之事件已歷數十年，但讀後心頭仍不免悽然。而對於現今企圖使用母語書寫的人來說，我想，把母語書寫的志業形容是上戰場，亦不為過吧。

鄉土文學論戰的硝火是否已熄？而台灣文學的定義及範疇何在？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到底腦子和心靈是承續著甚麼來做研究？我讀政大研究生的論文〈戰後初期魯迅在台灣的傳播(1945-1949)〉，上頭寫著「本文欲探討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帝國殖民，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撥遷來台的這段時期中」的字句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573。甚麼意思叫「播遷」？這不是過去戒嚴時代裡，在我的耳朵周圍不斷嗡鳴的的字眼嗎？

陳芳明先生認為以台灣為名的文學研究所既已設立，本土與主體就已經存在(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563)。
我懷疑這種說法是根據甚麼來的？

- 陳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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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581

●張德本 / 歷史鐵證不容逃避！
——我為何抗議余光中

我與余光中毫無冤仇，一九九Ｏ年我的詩集「未來的花園」獲第九屆高雄市文藝獎現代詩正獎，猜想余光中可能還是投贊成票的評審之一。那我為何要在二ＯＯＯ年第十九屆高雄市文藝獎頒獎典禮上，抗議余光中呢？抗議余光中「打壓台灣文學！」抗議余光中「狼來了！」抗議余光中「作家的風骨何在？」


余光中打壓台灣文學的罪證，白紙黑字如實紀錄於他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在「聯合副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名叫「狼來了」。當時「鄉土文學論戰」剛爆發，一向依附國民黨的反共文學作家彭歌、余光中、尹雪曼、朱西寧等，一九七六年開始先後透過「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青年戰士報」等黨報民營媒體對台灣鄉土文學進行圍剿。批判尉天驄提倡寫實文學及王拓、楊青矗、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等人的小說。


余光中的「狼來了」，誣蔑台灣寫實主義作家關懷同情農、工、漁民的焦點主題，就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的「工農兵文學」，就是要搞階級鬥爭。余氏煽動說：「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學』，台灣的文化界真的大方。」余氏又栽贓入罪地說：「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從文學作品檢驗，台灣至今有過工農兵文學嗎？就算有寫過楊青矗的「工廠人」，王拓的漁民生活「金水嬸」、宋澤萊「糶穀日記」的農民處境，這也不過是關懷社會現實，根本談不上階級鬥爭，余光中在戒嚴體制下充任思想警察拋出紅帽血滴子（中共同路人），分明意在致台灣作家陷於牢籠之險境。打壓台灣文學其人可誅！


余氏被抗議後聲稱：「抗議行為找錯對象！」其實對余光中喊「狼來了」，是以其人之道還其人的反諷！反諷不解其意是充不了詩人的！作家甘願當獨裁威權的打手弄臣，違背良知至今毫無反省，風骨何在？高雄市教育局長曾憲政對抗議事件表示：「藝文人士的心胸應更寬廣，不要因文學創作素材不同而否定余光中！」這是模糊失焦的看法，崇尚自由主義西化派的余光中打壓與他創作素材不同的台灣鄉土寫實文學，他的心胸寬廣嗎？當年余光中心中有台灣嗎？


「狼來了」一文余氏不敢將之收錄於結集，這段「鄉土文學論戰」余氏角色論點的歷史公案，《余光中傳》裡迴避不敢觸及，難道是心虛嗎？詩人要像戰士勇於面對昔日「光榮」的戰役。不要忘了「心血來潮，輕拍兩岸」時（余光中詩句），自己真正立足點在那裡？自己真正的面目要「慎獨」，要在「下半夜」（余光中詩）的側影裡反省「下半生」（余光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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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在台

大學指考「國文科」文言文當道，「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總召集人」余光中樂不可支。余光中借題發揮稱：兩千年前李斯之「諫逐客書」，「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正好借古諷今，執政者不要太本土化。余光中在台灣，如此「自我客化」，自比台灣之「賓客」，其中國情懷可真濃得化不開。

一九七七年，陳鼓應出版《這樣的「詩人」余光中》，批判其頹廢意識、流亡心態、買辦意識。一九八九年，該書擴充為《這樣的詩人 余光中》，加入更多批判文章。如今，余光中早已自閹割詩作〈鵝鑾鼻〉以屈從國民黨，轉而認祖歸宗於中國當權者，完全不以詩句慘遭統戰化為忤。

〈鄉愁〉一詩，出口於北京領導人，余光中隨之「走紅」中國。二○○四年，中國出版九冊《余光中集》，余光中於出版說明暢言：「我的詩雖然在台灣飄起，但使它飄揚不斷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長風。風若不動，旗怎能飄，我當然也是最廣義最高義的中國詩人」。可歎，余光中經過國民黨之操弄，猶不知「附庸於政治權力的危險性」。

既然皈依中國 ，《余光中集》自要以新的政治正確，自我改造。以《安石榴》為例，收入《余光中集》第三卷之際，至少刪除〈違反交通〉、〈國殤〉、〈讚香港〉、〈召魂〉四首，而這些皆與六四屠殺相關。當年，余光中有詩句「這首詩就算一炷香火／ 插在你不知道有無的墳上」（〈國殤〉），如今為了回那頭解鄉愁，連這一炷香火也扔了。

可是，諷刺全斗煥之〈百潭寺之囚〉，依舊留著。而這，只令人聯想到詩人李敏勇所批判的，恭倨不同的余光中另一首詩〈送別〉，用以悼念「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蔣經國。余光中之「善於迎變」、「見異思遷」，早就鑄入其機會主義的沒骨文學風格。

余光中厚愛文言文，厚愛中國古典，本也無可厚非。但強加於學生，灌輸中國意識，對抗本土化，自大可議。一如陳鼓應三十年前所指：「余光中的『新古典』，不過欲承襲歷史的頹傷面。相反的，從詩經以來，關懷民生，愛民救世的傳統，他卻視若無睹。」這樣偏食糟粕，這樣首鼠兩岸，怎能免於「這樣的詩人」之譏。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