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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戴潍娜


无论历史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太过超前的东西都是要上绞首架的。


文学世界里不乏这样早到的英雄。天才有时就是怪物，世人一旦中毒，便被迫卷入他们探寻真理的智力角逐。与被誉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位作家——写《1984》的乔治·奥威尔和写《我们》的扎米亚京相比，阿·赫胥黎虽名气稍逊，却是一位天才加通才的学者。


多才多艺是天赋，也是诅咒。正如万邦国中的亥姆霍兹，因此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与孤独”，小说写成预言书的阿·赫胥黎，若生后有知，见到今日之世界，恐怕亦要自嘲：对于真理的过度占用，“这种罪过跟贪婪和酗酒应同样受到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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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与瘾君子


阿·赫胥黎的哥哥叫朱利安·赫胥黎（他们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安德鲁·赫胥黎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同样是生物学家和作家，民国时就翻译出版过他的著作《奇异的蚂蚁》《生命与科学》等。早年间很多出版物都没有标清是哪位赫胥黎的作品。


出身知识分子精英世家，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阿·赫胥黎，逃避不了自己的贵族血统，不可救药地沾染上精英气质。后人尽可以追慕那些个辉煌又荒唐的往昔——始建于乔治时代的贝里奥尔学院，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仿佛真理在握；在香槟中划艇，听爵士或民谣，以及诵读拜伦、乔叟的滑稽情景，仿佛全世界最聪明最漂亮的人都聚集在这一间华丽的客厅。那种放浪、颓靡又严肃不堪的智力生活，是叫人中毒和上瘾的。


生活中的阿·赫胥黎是个像王尔德和萧伯纳一样的大高个子。他“屡次前往伦敦”，常年混迹于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布鲁姆斯伯里圈”——一个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他与劳伦斯、托马斯·曼相交甚笃，几乎不与美国作家来往，却与好莱坞明星打得火热。生命的最后25年，赫胥黎在美国度过。他在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把《傲慢与偏见》改编成电影并大获成功，不时会有数千美元进账，他在英国的版税也高达每年4000英镑。然而，他本人坚称“看不出物质进步有什么必要，除非它能推动思想前进”，逐渐沉湎于印度教、神秘主义，参加灵修会、降神会，并持续嗑药到死。


阿·赫胥黎


英国学者默里曾经这样概括赫胥黎的哲学：“可以使世界变得好一些，但只能是在使我们自己变得好一些的前提下。”不难理解为什么赫胥黎会渐渐潜入通灵会、神秘主义与心灵哲学的迷雾，并成为一位深度的瘾君子。人类求道，无外乎两条路——向外求和向内求。赫胥黎里里外外修炼自我，意欲打破天人之际，“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整个宇宙的机关”致幻剂，在他看来不仅是药品，更是权力。大概源于亲身体验，在《美丽新世界》中，他虚构出一种综合了基督教和烈酒长处的化学药物，这种药品“既能制造奴役，也能推动自由”，药瘾是关键。如今，这番噩梦，正在梦想成真的途中。减肥都可以成为宗教的今天，操控者不再“仅仅依靠谈论奇迹或用符咒暗示神秘”，他们已然可以通过制造自由的幻觉，令其臣民身心愉悦地被愚弄。


和大多数英国传统文人一样，阿·赫胥黎也十分毒舌，他说：“一切艺术都可以沦为手淫的工具。”。很少见到像他那般坚硬的文字和凶狠的思想。作为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笔下不写生活的鸡毛蒜皮，而在做工业文明的反思，用反讽的方式批判科技化集权化的社会，那种反讽一不小心就成了预言。他时常离经叛道，是一位令人不安的预言家、睿智犀利的讽刺者、百科全书般的学者、以及整个星球的批评家。语言中利刃纷纷，他对人群偶尔发出的赞美，如果不是带有侮辱性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体谅怜悯。若说《1984》中，一个人是否清白，要看他能否承受住痛苦的考验；那么《美丽新世界》，无异于将“幸福”作为一剂毒针。



[2]

浴室里的教堂


阿·赫胥黎的作品早在民国就有出版，其影响虽赶不上他的祖父老赫胥黎，但很受学者潘光旦的推崇。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光旦翻译的《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两年后，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任道远翻译的《科学、自由与和平》，并作为书局《新中华丛书·学术研究汇刊》的一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阿·赫胥黎代表作《美丽新世界》频繁印刷，版本多得惊人，目前尚没有权威译本的定论。与此同时，大陆还出版了短篇集《神秘的微笑》，长篇《旋律的配合》，并再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等。台湾翻译出版了《天才与女神》、《众妙之门》等书。然而，这些仅是其一生著作的九牛一毛。像这种辛辣点戳国家要穴的预言家，我国的文学教科书对此人几乎绕道而行。高产的赫胥黎，还著有《铬黄》、《男女滑稽圆舞》、《光秃秃的树叶》、《点对点》、《加沙盲人》、《几个夏季之后》、《时间须静止》、《天才与女神》、《岛》等诸多小说，同时写作社科文论《猿和本质》，另有游记《跨越墨西哥湾--旅行者日记》、《沿路見聞录》等。可惜这些作品鲜有翻译，知音寥落。作弄出惊世禁书《劳顿的魔鬼》的赫胥黎，对此冷遇大概不会太吃惊。这部非虚构历史传奇里，他描述了一个十七世纪集体爆发歇斯底里症的法国小镇。故事中，牧师的结局是被当做魔鬼烧死。从中世纪走来，人群对于邪恶的寻找和对疯狂的沦陷从未懈怠。相较于火刑，群氓对布道者表示冷漠，已是莫大的优待。今年五月份，花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赫胥黎作品《水滴的音乐》。这部南京大学倪庆饩教授翻译的随笔集，某种程度弥补了我们长久以来对赫胥黎的蓄意冷淡。


查尔斯.M.赫尔墨斯曾评价说“他清晰描绘了二十世纪人类整体精神中理性与道德的缠斗”。赫胥黎的时代，经历了从机械化的鼎盛到电子化的发端，《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物，大量引用莎士比亚戏剧来说话，似乎是以人文主义的代表莎士比亚，来对抗工业化时代的代表“福特”。如果说赫胥黎的预言小说像一只望远镜，他的随笔则如一只高倍放大镜，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开始，进而放大升华到旁观人类的指点与希腊式的哲思。


正如戴奥克利欣皇帝浴室里的一间，足以改造出一座大教堂；赫胥黎众多著作中的小小一本，就足以叫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忧虑深渊，迫使我们去思考所处世界的荒谬。因为——“如果没有反省与思考，任邪恶恐怖的罪行降临到别人身上”，终有一天，未来会报复我们，让我们亲自温习这苦难。



[3]

天鹅绒监狱


如果说“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奥威尔向世界亮出的是手术刀，赫胥黎则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虚构了一个比《1984》有过之无不及的可怕世界——福特纪元632年的万邦国。在那里，人类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那时的信仰将不是上帝，而是以汽车大王福特喻意的“福帝”。人天生被分为ａ、β、γ、δ、 ε五个等级。人工授精生产成为主流文明，婚姻家庭是野蛮的，性是随意的。低等级的人，从胚胎阶段即开始培养他们从事底层艰苦的劳作，并依靠一种叫“索玛”的药品来保持精神愉悦。他们将一生如此，永无改变。一切以往的文明都被否定，莎士比亚成为了禁书。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十七年后，赫胥黎在伊顿公学的弟子奥威尔，在他的政治讽刺小说中，设计了著名的真理部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1984》中流行的是惩罚性的统治术，《美丽新世界》则是永不停歇的消遣——“直升机交通，电磁高尔夫球，真空震动按摩机，性激素口香糖，老年状态消失，芳香乐器，感观电影”。在这些幸福的教唆下，逐步形成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系统的种姓制度，通过填鸭式说教泯灭自由意志，进而达到奴役的合法化。万邦国，一种曼妙的死亡之景。所谓和谐，就是惩罚。在赫胥黎描绘的可怕未来，自由成为幸福的最大敌人，人们将自动自发走向奴役之路。


《娱乐至死》由尼尔·波兹曼所著，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


在这些“有组织的疯狂”和“被批准的犯罪”中，赫胥黎最最不肯放过的，是庸俗的文化娱乐。“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他在《水滴的音乐》中的尖锐批判，给《娱乐至死》等书开了先河，文化快餐能让人像吸烟喝酒一样成瘾，民众一天不欣赏肥皂剧、不听大众广播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数不清的观众消极被动地沉浸在废话温水浴里。对他们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没有参与；他们只要坐着把眼睛睁开就行”而这些只会造成一种“丧智状态”，以及道德上的低能。不但不能启发民智，反而形成一种统治。


一切都向着法西斯的方向发展，绝无半点停留。曾几何时，人们也曾迷恋于智力性的消遣。然而现在，热爱观看阅兵和行刑示众的罗马公民们回来了。丧失了自娱能力的大众，像泡在温水浴里的青蛙一样，任由他人推销商品，推销希望。他们好像“永不被任何真相所感染，仿佛真相是熏臭难闻的”。


比起邪恶的天才统治社会，更可怕的是，愚蠢的人占据社会。赫胥黎一早意识到“通往美丽新世界，路程最短也最广的一条路，就是人口的过剩”。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72亿，这比赫胥黎预测的55亿还多出了17亿。科技的进步愈发导致了权力的集中，用丘吉尔的话说，“从未见过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控如此之多的人”。赫胥黎本人在写作《美丽新世界》二十七年之后愈发绝望，写出《重返美丽新世界》。这本书中，他预言了的“历史的倒转”——曾经的英格兰转变为民主政体，仍保留着君主制的外衣；未来的世界将成为君主制国家，却披着民主的外套。如果将《1984》与《美丽新世界》相结合，得到的就是如今的《天鹅绒监狱》——一种新型的非暴力的极权美学。转型国家开始由“军用”或“强硬”转向“民用”或“温和”，用非暴力的手段，操控大众的思想与情感。宣传部门，如同最精明的小说家，深知狡猾的艺术，每天惦记去挠市民的痒痒肉。民众难以抵抗统治者对他们头脑为所欲为的侵犯。


较之于这一切，“最大的战争和最愚蠢的和平”，都是叫得凶、咬不狠的狗。真正令人惊惶的危险，从内部滋生。粗糙刻板的独裁体制，已然变得日益精致，甚至性感。“思想操控法”的受害者，身处天鹅绒监狱中，等待着幕后独裁贩卖给他们狗粮与毒药。



[4]

一种“精心合宜”的消灭


尽管大多数历史时期，“道德家喜欢吹嘘他那一代人是自该隐以来道德最败坏的一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概还是会感慨“从未有过比他们的趣味更糟糕的一辈人”。怀疑论者，号称“达尔文的猎犬”的托马斯赫胥黎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经历了一战、二战和苏联的大清洗的阿·赫胥黎说：“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如今知识分子多在反思老赫胥黎的口号，此话打开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潘多拉魔盒。面对着《水滴的音乐》一书，只想我们误读了爷爷，但愿能放过孙子。


然而，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大众精神基本无能，要“向凡人呈现上帝的道路”，这样的努力是注定的失败。阿·赫胥黎也必将迎接属于他自己的失败——事实上，他一直在被有条不紊的消灭着。


按他自己的说法，“将物品精心保存就必须相应地有将它们精心合宜地毁灭的办法，要不然世界就将被成堆的古物所淹没……人类会被多年不可忍受的积累所窒息”。面对无法容纳新书的地下书库，赫胥黎曾放话希望1970年博德莱图书馆的馆员有勇气决定将馆藏“付之一炬”。也许是为了亲测他的理论，也许是为了逃避被他深邃忧虑所窒息——这些文明积累起来的证物——赫胥黎逝世的前两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他的家。他绝大多数的文件档案，连同劳伦斯的手稿、伍尔夫的书信、纪德的签名本以及他祖父的初版书一道化为灰烬，仿佛上帝要把他的一切都从地球上轻轻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