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坐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 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十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仁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十年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的静静地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 “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朴朴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六、七，《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的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龙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主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代文学》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 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 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 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曾参加这次《现代文学》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还有七等生 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代文学》，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时》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副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暂短，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间世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加州第一辑散文·弱冠之年弱冠之年 《现代文学》二十周年纪念今天是《现代文学》创刊二十周年。回想一九六 年我们几位台大外文系同学一同创办这本刊物之时，大家也不过二十上下，转眼之间，没料到这本杂志竟也有了二十年的历史。如同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已届弱冠之年，心中除了骄傲、喜悦、兴奋之外，难免也有一股莫名的惆怅。二十年到底是一段漫长的日子，何况《现代文学》一直是在千辛万苦中挣扎成长。值得庆幸的是，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总还有一些狂热于文学的朋友，不计名利，不计成败，前仆后继，将他们的生命才华投注于这本杂志，哺育它、扶持它，使它不致枯萎飘零。我们这个地方毕竟是可爱的，就是因为有这一群有傻劲，有干劲，不肯妥协的人，孜孜，在追求他们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理想。他们大概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弘毅之士吧，他们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

二十年间，《现代文学》出刊到五十一期，因为经济拮据曾经停刊三年，一九七七年再度复刊，复刊后共发行十一期。复刊的特色是增加了许多台湾年轻一代作家的生力军。这批作家，如宋泽莱、吴念真、古蒙仁、陈雨航、黄凡等，一上场便来势汹汹，不禁令人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的作品确实比我们当年写得要好，稳练、犀利。我们那时还在摸索期间，各人的风格都不稳定。二十年来，台湾的文艺创作环境毕竟改善了许多。我为朝气蓬勃的台湾新文学而欣喜，更为意气兴扬的台湾新生代作家感到骄傲。当然，复刊后，《现代文学》的许多老作家殷勤如故。他们对这份刊物的深情令人感动。尤其是有几位长居海外的作家，停笔数年，经过几许波折，居然重新执笔，写出了历尽沧桑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变动太大、太快，在现实世界中，追求永恒，大概是难的，可能只有文学艺术才能给予我们灵魂些许升华解脱的慰藉吧。

今年夏天真是难得，好几位《现代文学》的创刊人及老作家都翩翩归来，李欧梵、陈若曦、叶维廉、丛苏来自美国，马森来自英伦。冥冥中大家如同倦鸟投林，不约而同又飞回到自己这个老窝里来。因为我们的根到底扎在这片土地上，在这里我们曾经度过我们那段浪漫、理想、狂喜而又带点忧郁的青少年时期。人到中年，才懂杜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聚散如此匆匆，于是我们决定趁着《现代文学》二十周年纪念，珍惜此刻，邀请《现代文学》的旧雨新知，相聚一堂，把酒言欢，缅怀既往，憧憬未来，为现在这二十生辰高举一杯，庆祝这本杂志，再接再厉，为中国文坛培育更多的文学奇葩。

一九八 年八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第一辑散文·文建、文教要合乎时代需要文建、文教要合乎时代需要

欣闻文建会成立，我们衷心盼望一些文化上的当务之急，能因文建会的成立而积极推展。

第一，希望文建会能集合各方面专家，认真检讨过去三十年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文化教育上的缺失。

举例而言，学校教育里中学、大学人文教育的偏废。由于联考制度，中学即采文理分科延续至大学，许多读理科的学生对于人文学科的偏废无法弥补。文建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先生曾提出要加强大学人文教育，我们期望现在能拟出具体方案，提供教育部参考。文化建设应从学校开始，如果学校的文化建设教育不健全、不落实，则推动全面性的文化建设是比较困难的。

再举一例，台湾大学为台湾最高学府，应该是最完整的大学，但由于人文的缺失，竟一直没有艺术学院。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剑桥、牛津都有艺术学院。当然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单独成立了艺术学院啊！但我认为这不可混为一谈，艺术学院单独成立是培养创作人才，而台大成立艺术学院则应走向音乐史、美术史、戏剧史的研究。我们的故宫博物院有最好的收藏，而研究这些资料的接棒人在哪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台大成立艺术学院并不需要花很多钱，但是台大有了艺术学院则意义大不相同，那是表示我们国家对人文教育的尊重。这是我们三十年来文化的偏失，以前也不断有人提出这问题来讨论，但我想文建会若能重新拿出来讨论，意义会大不同，因为文建会是统筹协调乃至决策单位，如向教育部提出建议，较为有力。



《明星咖啡馆》
白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