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詩壇帶來什麼？

資料儲存
《口語詩氾濫，給詩壇帶來什麼？》　 大陸作者：鷹之
　　
　自上世紀8、90年代以來，受時代商品經濟大潮的影響，詩歌的這種“貴族血統”正一點點異化、退化掉，轉而向“小品文化”、“乞丐文化”、“流氓文化”大踏步邁進，因為現代白話新詩中誕生了一種“新詩體”——口語詩。
　
　客觀說，詩歌不分什麼口語書面語，任何一種語言風格都能成就好詩，甚至《詩經》、李白、白居易、蘇軾、辛棄疾等人的成名詩詞中也不乏口語風格的，但新詩中的這種“口語詩”在脫離格律約束之後，如果再放棄意象的含蓄之美，和文章基本已經消弭了界限，如果這種失去控制的“文體”，再和投機化、功利化寫作動機相結合，那麼它將變成一個詩歌的反面東西——媚俗化口水。我們回顧一下近三十年來的詩壇里程，不難發現，中國詩歌在世人眼中的負面形象，基本全是這種“口水詩”帶來的：
　　　
　　下半身——口語詩
　　垃圾派——口語詩
　　梨花體——口語詩
　　羊羔體——口語詩
　　廢話體——口語詩
　　腦殘派——口語詩
　　嘯天體——口語詩（順口溜）
　　 頹蕩——口語詩
　　　　　　
　　　而今，隨著腦癱詩人余秀華《狗日的王法》、《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兩首口語詩的意外爆紅，又將這一向下趨勢推向極致——由低俗化向粗鄙化、下流化加速墜落！這不得不令人擔憂，除了大多數默默無聞的無名詩人要頂著這頂莫須有的帽子（因為，好詩當代讀者沒聽說，凡是聽說的都是下流詩）寫作外，　余秀華本人也成了第一受害者，她大多數字字血淚凝結成的優秀作品無人問津，　“蕩婦體”反而成了她的代表作，這是件多麼悲哀的事！
　
《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會睡到台灣來嗎，老實說這首詩讀來很爽很刺激，大眾要讀的就是這種作品啊，誰管甚麼品味。再說形式早就壓倒內容，大師都是這麼幹的。再說自由詩就會寫成這樣。粗野的詩也只有敢粗野的詩人能寫，波特萊爾還寫得很絕讚呢。獨裁政權也可能很恐懼這樣的詩吧。

●《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余秀華

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無非是
兩具肉體碰撞的力，無非是這力催開的花朵
無非是這花朵虛擬出的春天讓我們誤以為生命被重新打開
大半個中國，什麼都在發生：火山在噴，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關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槍口的麋鹿和丹頂鶴
我是穿過槍林彈雨去睡你
我是把無數的黑夜摁進一個黎明去睡你
我是無數個我奔跑成一個我去睡你
當然我也會被一些蝴蝶帶入歧途
把一些讚美當成春天
把一個和橫店類似的村莊當成故鄉
而它們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唐朝，杜牧也把白居易訐譙要死　　
　　『受西方後現代思潮影響，邯鄲學步者走向歧途』
　　　　
　　　我在《給“後現代”一次合法性命名》中曾經論述過，所謂“後現代詩歌”實際就是一次全球化泛智性詩的崛起，從內容決定形式的角度來說，是一場倒退，因為詩人追尋終極真理的腳步停止了，現代主義的理性被無主題、無方向的非理性噓頭寫作所取代。從形式反作用內容的角度而言，談不上進步和後退，而比較接近於股票市場的“行業輪動”，那些把後現代淩駕于現代主義之上者等於說智性詩比理性和情志類更偉大，是一種認識誤區，即便當代智性詩當真達到了王維的程度，也不能因此說王維就是比屈原更偉大。
　
　但由於中國詩歌理論界對此一直處於失語和茫然狀態，而一些蹩腳翻譯家又趁機把一些諸如布考斯基之類的垃圾口語詩人引入中國，這導致了諸多詩歌愛好者的茫然失措，很多激進者便不分青紅皂白盲目模仿效仿之，結果不言而喻，泥沙俱下，良莠不齊便成了當今詩壇的現狀。這些打著後現代旗號的粗俗口語詩至少對漢語詩歌造成了四種傷害：
　　　
　　　1，批判意識缺失。
　　　
　　　西方後現代主義總體與他們的多元化社會現實是亦步亦趨的，但在中國卻不實用，因為當前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尖銳的，總體還處在是與非的二元對立時期，比如強拆、被精神病、癌症村、地溝油、轉基因等等問題，要麼是，要麼非，不回答便是逃避。因此，用西方後現代那種嬉皮士、無厘頭的輕佻語調來應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到頭來全是不痛不癢的風涼話、小品文，這不但不是什麼進步，跟當初堅持地下寫作的朦朧詩人相比，反而是一種詩人人格上的倒退，還不如魯迅的雜文來得痛快。
　　　
　　　2，審美能力喪失。
　　　
　　　針對生殖器、屎尿屁滿天飛的現象，我們可憐的評論家們竟提出了“審醜說”，並越過後現代把現代主義代表詩人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抬出來狡辯。實際這世上根本不存在什麼“審醜說”，西方現代主義運用這些詞彙時是用來批判當代工業文明對古典主義精神文明以及自然生態的破壞。
　
　他們擔心上帝被科學這頭怪獸殺死，後現代主義運用這些詞彙是基於“妓女有妓女的世界觀”、“小偷有小偷的世界觀”、“同性戀有同性戀者的世界觀”解構主義理論前提下，二者本就風馬牛不相及。試問，人家批判假醜惡難道不能用些醜惡詞彙嗎？而且，在中國存在“妓女有妓女的世界觀”之類問題嗎？這和你的抒情詩、言志詩、哲理詩、生活詩有什麼關係呢？難道自我輕賤、自我醜化也是一種時尚嗎？
　　　
　　　3，普遍性喪失。
　　　
　　　亞裡斯多德在《詩學》中曾經說過，詩歌是關於普遍性的藝術，而當下的後現代風潮因為背離了普遍性的哲學和宗教，因而屬於一個“草根”化的東西，每個民族、種族、群體都有自己的草根文化，我們盲目引進這種怪模怪樣的狹隘東西，等於“狗尾續貂”，對我們的文化並未有實質性的幫助和促進。
　　
　首先，西方的後現代詩歌同樣也沒得到西方民眾的認可，西方後現代中的深度意象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嬉皮士之類的仍然屬於小圈子化的自娛自樂，這從某些國際性詩歌交流活動中詩人的發言稿可輕易找到答案，我們盲目引進這些“滯銷貨”等於搬石頭砸自己腳。其次，作為國際最高獎項的諾貝獎文學獎，至今未接受一個所謂的後現代口語詩人，我們去盲目效仿也同樣離國際性越來越遠。
　　　
　　　4，意味缺失。
　　　
　　　中國古代的智性詩之所以能深受讀者青睞，是因為文字背後有個道教、禪宗理論的玄學積澱，針對當時的社會環境而言，具備一種普遍性對應，受過老子、莊子、達摩、慧能等多年玄學薰陶的讀者都能剝絲抽繭尋覓詩核的存在，如陶淵明、李白、王維、蘇軾等人的智性詩，不但深受讀者喜愛，甚至還變成對聯、春聯走遍了千家萬戶。但這種舶來品的所謂後現代嬉皮士詩基本是個“飄飄搖搖影無蹤”的個人化東西，無法將其安置在一個普遍性理論支撐的文化背景中，讓讀者在迷茫困惑中“嚼蠟”，誰又有那個耐心和閒心呢？
　　　　
　　　我們看看如下這首獲五萬元大獎的詩：
　　　　
　　　〈關乎身份（給獨身主義者）〉　憩園
　　　
　　如果我不是詩人，我也會失眠
　　不過不會有這首詩。當然我不是
　　詩人可能是其他的什麼，數學家
　　AV攝影師，牙醫，小販子，男妓等。而實際上
　　以上是不成立的，因為，我即使是男妓
　　也可能是詩人。舉這個例子在於，否定
　　詩人是一份職業，極力地。現在我。
　　　
　　你不信，打個比方。
　　我是詩人，你不是，你是
　　心靈醫生。我去看心理疾病，
　　我也沒打算告訴你。你穿白大褂
　　手感上像鄰村張鞋匠家的豁牙小芳。
　　我略有遲疑，你伸出一個手指
　　問我是幾。我說一，你又伸出一個，我還說一。
　　（應該是二）然後你不高興，你不說我看得出來。
　　你肯定覺得我的思維不該像處女一樣單純
　　而該像懷孕的鯰魚一樣靈活。
　　　
　　（你肯定這是心理測試嘛）問題一，你沒問我
　　它們的關係，即便我理清了它們的關係，答案
　　也沒針對性，一個病人遇見一個具有針對性的醫生
　　是危險的。像兩個一那麼單純，即便有關係
　　依然會出現“0”、“2”
　　或其他情況。兩種以上可能性還是“1”。
　　　　
　　（我以為你也該是這麼想的）問題二，我必須
　　澄清，我是寫現代詩的詩人。不過，我真心不懂狗屁現代性。
　　考慮到讀這首詩的人身份不太明朗，所以我，決定
　　殺死這首詩。以一個盲刺客的身份出現在另一首詩裡：
　　在黑乎乎的陽臺上，幻想兩條腿
　　有兩根彈簧將我的身體彈出窗外。
　　當然這些是瞎謅亂造的，因為讀我詩的你可能也是
　　一個無厘頭的詩人。假如還是剛塗過唇膏並來了例假的女性呢
　　　
.................
　　　　
　　　很顯然，這種單純玩智力遊戲，沒有情感投注的所謂“後現代詩”在中國是不可能有市場的，因為你無法從中找到一星半點的漢詩基因，思想的幼稚、結構的粗糙、用語的低俗、品相的邋遢，帶給讀者的不是享受而是忍受。
　　　
　　　那麼，為什麼類似布考斯基之類的垃圾口語詩人在美國沒市場，在中國詩人中卻趨之若鶩呢？原因很簡單，中國現代詩總體比美國的現代詩水準要低一個檔次，那麼在他們國家最差的詩人，理論上也應該比中國的垃圾派下半身要高一格，這些口語詩人不具備模仿美國深度意象派詩歌的能力，而對布考斯基之類正好跳跳腳夠得著，在一種急於求新求異出風頭的功力目的驅使下，便一擁而上大快朵頤了。
　　　
　　　『網路流行語成了口語詩人的香餑餑』
　　　　
　　　安迪•沃霍爾曾經對網路作出過兩個相互關聯的預言：“每個人都可能在15分鐘內出名”；“每個人都能出名15分鐘”。加起來耗時半個小時，就能搞出一個名人，然後再搞死一個名人。
　
　而今，近三十年過去，沒想到他的預言這麼快變成了現實。網路本就是各種資訊和流言蜚語交織而成的大垃圾場，那麼最容易產生的當然是嗡嗡叫著的蒼蠅、蚊子，真金白銀這種比重比較大的東西自然就沉到了穀底。因此，最近三十年通過網路成名的詩人含金量都不大，基本都是急於顯山露水的口語、類口語詩人，如前面提到的下半身、垃圾、梨花、羊羔體等等，其實，這些投機者的成名路線跟蒼蠅蚊子的產生方式差不多，就是四個字：追腥逐臭。
　
　　哪裡有花邊新聞、有俏皮話引起了騷動，他們便風風火火尋蹤而去，諸如“車震”，“野合”，“很傻，很天真”，“你懂”，“萌噠噠”，“任性”，“熊孩子”，“睡你”等等網路流行語都是他們上好的“詩歌佐料”。
　　　　
　　如以下這首所謂千萬人轉載的網路爆紅詩：
　　　
　　　《大雨》　　作者：曹臻一
　　　
　　那天大雨，你走後
　　我站在芳園南街上
　　像落難的孫悟空
　　對每輛開過的計程車
　　都大喊：師傅
　　　
　　
　　　這種所謂分行文字的爆紅讓人感到莫名其妙，若這也叫詩那當真全民皆詩人了，其實這就是前不久網路流行的一個小段子改裝：“雨天，某人一邊追著一輛公車，一邊喊：師傅——師傅——等一等——，這時公車探出一個人頭，對著追趕的的人，喊了一聲：悟空——你就別追了”。那也只好用趙本山的一句小品臺詞做評語，“小樣，你穿上個馬甲，我就不認得你了”。
　　　
　　如果感覺這個改裝版本還沒有原版本更“口語”，那就再看看比其更紅的“烏式廢話體”：《對白雲的讚美》“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別白特白/極其白/賊白/簡直白死了/啊——。”
　　　
　　　《一種梨》：我吃了一種梨/然後在超市看到這種梨/我看見它就想說/這種梨很好吃/過了幾天/超市里的這種梨打折了/我又看見它，我想說/這種梨很便宜。
　　　
　　　按理，寫各種體屬於詩人的自由，不應該受到責難，但是當你作為詩人（或詩歌愛好者）中的一員，應該自覺維護詩人群體的尊嚴，不應因你的一時之快，敗壞整個詩人群體在民眾中的形象，世人對詩人諸如“說你是詩人，你願意啊”的調侃，全是因這類詩歌而起。
　　　　　
　　『口語詩人當編輯、評委，正加速詩壇“惡之花”的氾濫。』
　　　
　　　受國情限制，世人對《人民文學》、《詩刊》等老牌刊物早已形成詩壇的“泰山”、“北斗”、“權威”、“專家”等固有印象，但遺憾的是，由於近些年這些刊物要急於提高下滑的發行量，編輯基本都換成了好熱鬧、愛炒作的口語詩人，因此所謂“國刊”正不知不覺向“口語刊”演變。
　
　當然了，口語詩人當編輯也不是不可以，任何一種風格的詩人當編輯都應該得到尊重，但當一個群體集中體現為一種風格時（尤其一本刊物一個口語編輯），由於失去了矛盾對立面的制約，難免都會迅速向一種極端化發展，因為他們骨子裡便有著愛出風頭愛湊熱鬧的基因，這顯然有悖於主席所宣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我們從近幾年這些刊物的獲獎名單中不難發現這個趨勢：
　　　
　　　《人民文學》詩歌獎：　
　　　
　　2012：軒轅軾軻（類口語），羽微微（分行隨筆或散文詩）。
　　2013，劉年的組詩（類口語）、榮榮的組詩（類口語）。
　　2014，吉狄馬加（“牆像睡眠”之類語病詩製造者），馬新朝（浪漫主義意識流）。
　　2015，雷平陽（口語）、江一郎（口語）。
　　　
　　　《詩刊》詩人、詩歌獎：
　　　
　　2012，張作梗（有句無篇的感覺體）、湯養宗（類口語）、張曙光（類口語）
　　2013，雷平陽、離離、沈浩波（全部口語）
　　2014，胡弦（深度意象），王單單（口語）、余秀華（口水加書面）
　　　
　　　從這份名單不難看出，除了一兩個名家或官刊編輯外基本都是口語詩人，這不免讓讀者產生疑問，難道口語詩就是當代優秀漢語詩歌的法定代表？為何兩大國刊都不約而同齊推口語詩人？為何類似雷平陽、沈浩波、軒轅軾軻等詩人能今年在《人民文學》獲獎，明年獲《詩刊》獎，隔一兩年（為了避嫌？
　
　再回到《人民文學》獲獎？難道說這些口語詩人就當真到了技壓群雄鼇裡奪尊的地步？難道中國詩人不會運用老祖宗千古流傳下來的深度意象了？還是說，訂閱《人民文學》、《詩刊》的讀者群全都是口語詩愛好者？強推口語詩就能增加他們的發行量？還是用他們的獲獎文本來回答這些問題吧：
　　　　　　
　　　《雪夜上梁山》　　　江一郎
　　　
　　操他娘，老子已經一無所有了
　　二十年前，老子丟了工作
　　十年前，愛妻做了野雞
　　如今，這骯髒的賊婆娘
　　竟跟一個嫖客飛了
　　操他娘，飛得還真乾淨
　　雞毛都沒落下
　　怯懦的父母，抹著淚搬回鄉下
　　可鄉下哪有什麼土地
　　偌大一座城鎮，空蕩蕩
　　不見一個親人
　　拉板車，我沒有力氣
　　想做鴨，又找不到富婆
　　人一樣站著
　　狗一樣活著
　　罷罷罷，不如落草為寇吧
　　今夜天降大雪
　　今夜，這黑暗無邊的天空
　　落下白花花的銀兩
　　喝酒吧，痛痛快快醉一場
　　然後，提一杆紙做的長槍
　　騎一匹西風瘦馬
　　天亮前，我上梁山
　　梁山若不收我
　　我砍了這夥山賊的鳥頭
　　挑在槍尖當酒壺
　　操他娘
　　　
　　　面對這種《人民文學》賞識的獲獎詩，讀者當真能夠喜歡嗎？這種把花邊新聞改編成的段子外加幾句“猴七鬧八”的調侃，當真比花邊新聞的原文更精彩嗎？當然了，這倒並不是說這些粗話、俚語不能入詩，恰恰相反，他前面的幾句粗話總體和內容是相得益彰的，但到後面的時候寫飛了，如以下這段：
　　　
　　然後，提一杆紙做的長槍
　　騎一匹西風瘦馬
　　天亮前，我上梁山
　　梁山若不收我
　　我砍了這夥山賊的鳥頭
　　挑在槍尖當酒壺
　　　
　　　作者寫作的基本功實在太差了，他尚在浪漫主義的誇張和超現實的荒誕分不清階段，他無法給一首詩提供一個完整且統一的情緒，這首詩的前半部分屬於典型的現實主義語境，但到了“然後，提一杆紙做的長槍，騎一匹西風瘦馬”變成了浪漫主義誇張語境，而再往後“梁山若不收我，我砍了這夥山賊的鳥頭”又變成了超現實主義的荒誕派，作者甚至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在表達目呲俱裂的憤怒，還是眉飛色舞的調侃了。試問，你既然如此憤怒怎麼還有心情講笑話呢？你既然在演一齣悲劇，怎麼演著演著又變成了肥皂劇？其實也不止他，諸如江非、軒轅軾軻、沈浩波等類口語獲獎詩人也跟他同樣不入門，這種寫著寫著就“飛起來”導致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雜交的錯誤很常見。
　　　
　　　面對這種詩歌，可能有讀者會產生疑問，是否筆者特意選取了《人民文學》最差的獲獎詩做例子，其實絕非如此，比之更差的比比皆是，諸如中年婦女洗澡不關門，少女洗澡摸到了私處之類的“萌噠噠詩”等等，在此我就不引用了。
　
　　　那麼，《人民文學》為什麼專挑這樣的不入門口語詩獲大獎呢？除了口語詩編輯就好這一口（他們自己就是寫的那種類型）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提高發行量，他們所關注的並非這首詩本身有何價值，而是這首詩中提到的那件事、那句話是否有新聞性、娛樂性，他們專挑余秀華《狗日的王法》、《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來炒作就是最好的明證。但因為片面增加一本刊物的發行量，就以犧牲現代漢詩的品相為代價，總體看還是得不償失之舉，甚至說由此帶來了現代漢詩的一場劫難。
　　　
　　『到了對“轉基因”說“不”的時候了！』
　　　　
　　　我曾說過，一個詩人的覺醒，是從意識到文學史開始的，但一個詩人的成熟，是從懷疑文學史開始的，作為一個當代詩人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以下兩點：
　　　
　　　所謂文學史，就是“反時者”寫成的。
　　　
　　　文學史從來就不是趕時髦的弄潮兒寫成的，而是那些反世尚、反潮流的真藝術家寫成的，因為每個時代的潮流都是由那些隨波逐流者、庸庸碌碌者組成的，比如李白、杜甫因為和那個時代“休閒體”劃清了界限，懷著一種“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的霸氣和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執著精神，方才有了“李杜詩篇萬古傳”的輝煌未來。
　
　　同樣，蘇東坡正因為和其當代吟風弄月的“娘娘腔”劃清了界限，方才有了“大江東去浪淘盡”的“豪放派”，區區一個“蘇辛體”埋葬了多少代“英雄豪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詩人，應該有勇氣、有魄力對當前的媚俗化口語潮說“不”！那就讓那些“追腥逐臭者”去爭奪點擊率吧，讓那些急功近利者去經營眼球經濟吧，不妨安靜下來，沉潛到靈魂深處，去悉心完成自己的“詩歌天命”，畢竟詩歌的歷史是後人寫成的。
　　　　
　　　『做一個官刊、教材、文學獎的懷疑者。』
　　　
　　　“世有伯樂，然後才有千里馬”，　這世上的每一個天才都不是凡人發現的，都是下一個時代的天才感知到的，因此，作為一個清醒的詩人必須明白，當前的《人民文學》、《詩刊》，“魯獎”、“矛獎”，已經於“國家”、“權威”等概念沒什麼關係，因為他們的組織者與“天才”沒任何關聯，只是一個由庸人、俗人所組成的小圈子、小幫派，他們強制安排的“中國詩等於口語詩”的假像是靠不住的。
　
　不要讓一種“官比民高”的陳舊思想再左右你的意識，試問，類似《人民文學》、《十月》這樣的刊物，除了行政級別還有什麼？而所謂的“行政級別”不就是朱零和穀禾的級別嗎？一個編輯部就那麼一個口語詩人坐莊，他們的眼光可能比一個民間優秀詩人群體更高？它們的分量可能比一本詩歌民刊的檔次和分量更高嗎？
　
　試問，一個民間舉辦的詩歌獎，可能把周嘯天那樣的打油詩納入其中嗎？多個不同風格的民間詩人群體，可能讓這些詩歌土豪一而再再而三重複獲獎嗎？難道就因為這些刊物有個國家刊號，就能證明獲獎者的身份和地位是國家級嗎？有這想法的民間詩人不叫盲從，而是典型地自輕自賤！
　　　　
　　　當前之所以口語詩人還能帶著一點遮羞布，就是因為“敘述式”和“口語詩”混在一塊統稱為口語詩，二者一旦分離開來，那麼所謂的“口語詩”就是大老粗模仿思想家說話，雖貌似一本正經煞有介事，實際是抒情、理性、智慧皆不上數的三無產品，全是沐猴而冠的小兒科。
　
　毫無疑問，世界上每一個沒有矛盾對立物的事物都是可疑的，就像美國後現代以深度意象為主導，以口語化的城市詩為枝丫那樣，這段時期的文學史必然由民間來完成，“深度意象”也是中國文學史不可或缺的一個鏈條，讓口語、類口語為主導國刊是一個極不正常的階段罷了。
　
　這是中國詩歌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不是哪個掌握話語權的機構、組織所能左右的，這些把低俗詩、下流詩抬到風口浪尖者，也必將受到歷史的審判，因為沒有對立面制約的文學史是不存在的，沒有蘇東坡和沒有李清照都不是完整的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