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12月 27, 2016

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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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愛》 鷹之論詩
 
 『那些睚眥必報者,可能根本就不是詩人。』
  
 我批評人無數,但卻至今沒有一個私敵,因為,我的出發點是愛,既是對被批評者的愛,也是對這世界的愛!因此,我的批評從未敢“擅離文本”,因為,在我眼中,詩人本就是這個物欲橫流時代的一種好人(少數借詩歌附庸風雅裝潢自己形象的活動家除外)。
 
 諸如被很多人指認為“壞分子”的下半身詩人沈浩波,在現實生活中不但不是壞人,反而力所能及去幫助那些窮苦詩人(據說曾為一耳疾患者四處奔波。)。又如,因為“梨花體”事件被評論家口誅筆伐的趙麗華,她還為詩歌不能列入高考作文而奔走疾呼,這不能不說是為詩歌擔當的一種善舉。
    
 真正的文學批評和上帝造世界的方向應該是一致的——希望這個世界更完美!被批評者如果是一個真正的詩人,自然也不會惱怒、記恨,因為他也想以一種更完美的方式存在,至於那些睚眥必報者,可能根本就不是詩人。
  
 因此,被我批評過的人,至今也未發現一個把我視作他的敵人,非但如此,大多數被批評者還都心悅誠服地表示理解和感謝(有些甚至還因此成為了我的好朋友),如,車延高、大解、馬新潮、朵漁、于堅、陳先發、余怒、楊煉、湯養宗、唐不遇、路也、娜夜、葉麗雋、西娃等等。
   
  詩人會死在評論家手裡嗎?我相信真詩人不會,死的只能是偽詩人,因為文學批評最終職能只有一種——讓“價格”回到價值,讓現象回到本質。比如,波德賴爾、史蒂文斯生前都曾遭到一個時代的猛烈詆毀與批評,但他們的文本並未因此而“死亡”,反而價值更加彰顯,令後世記住了他們。而他們同時代那些生前掌聲鮮花圍繞的名詩人,又被記住了幾人呢?
   
  有價值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開瓶器”,是詩人寫到一定程度所必須的一把打開瓶頸的鑰匙,比如,我曾批評余秀華的詩歌本體弱缺少普遍性,一旦她真要明白了詩歌的本體是“事”(或物象關係組成的情節),她就會發現自己寫的不是“現代詩”,而是詞句新鮮結構落伍的“傳統詩”,整體還是有句無篇的;她如果真的明白了什麼是普遍性,她自然會意識到自己詩歌裡很多“任性的土話”,這個瓶頸不打破,她便無法再上一個臺階,最終也是雷平陽那樣的“土話詩人”。
 
 再比如,我曾批評類似歐陽江河、洛夫、臧棣、瘂弦等學院體詩歌中的過多抽象化,再過十年八年,大家都會明白,詩歌中的抽象化概念及術語並不是文氣和難度的標誌,而是作者基本功未過關未能抵達深入淺出之境的標誌,是對詩歌難度的逃避。再比如,我批評“新詩十九首”的膚淺幼稚,海子詩歌的不入門,這些只是初學者才剛面臨的第一個瓶頸下的產物,這在一個成熟詩人眼中是一目了然的,比如,楊煉一下就看明白了,他回復說完全正確。
   
  可悲的是,中國詩壇的話語權機構根本不明白這些,視文學批評為洪水猛獸,他們左手在詩歌刊物擺上一些名媛名家,右手招呼一幫吹鼓手在他們的理論刊物包裝吹捧,對於有價值的批評文章一律拒之門外。 這種一廂情願式的造神運動顯然違背了詩歌發展的客觀規律,難道你把這些人“保護”起來,他就不貶值、不腐爛了嗎? 難道中國作協、詩歌學會就變成“動物保護協會”了嗎?
 
 孟子說,“國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馬克思說,矛盾雙方相互依存相互發展,把一部分人“保護”起來當名家的做法,顯然把詩人當成了動物園裡的動物。眾所周知,獅子和野牛對壘了千萬世紀,但獅群和野牛群都在健康、蓬勃地繁衍,若為了野牛不被獅子吃掉,就把獅子消滅掉,要麼野牛氾濫成災,草地荒蕪,要麼,老弱病殘野牛成堆,生機渺茫。很顯然,“中國詩壇動物園”的現狀屬於後者。
   
  更可悲的,中國是學者和詩人分不清的一個國度,他們認為學歷越高越懂詩,詩歌的問題皆由他們來包辦,結果呢,詩歌中賣弄文化知識的,被學者們當成了他們的同類,當成了詩人中的“資深學者”,賣弄感覺和修辭的,又被他們當成了鬼、神、妖精來膜拜,成了“天才”。你把理論刊物讓他們“承包”的結果是什麼呢?無非,凡是詩人,一個也不看,一個也不訂你的刊物罷了,詩歌理論刊物不讓詩人看,難道讓不寫詩的教授們研究?事實上,除了一個馬永波外,我至今未發現教授學者們中有一個會寫詩的,說他們懂詩,不但我想笑,詩人們都笑出聲了。
   
  而更更悲催的,這種“動物園”邏輯也傳導到了各大大眾刊物,這些被他們包裝出的“紙人”,再次受到大眾刊物的吹捧,這令他們儼然成了地球上空前絕後的“動物”。比如,新詩百年之際,很多大報社記者去採訪所謂的大理論家謝冕,試問,對於一個連最起碼詩歌理論常識都不懂的人,你想讓他說清楚啥命題呢?比如,他說,詩歌抒情是正道,說理是邪道,大詩人蘇東坡難道是走了邪道的詩人?
 
 著述《詩學》並把詩歌視為比歷史更具哲理性的亞裡斯多德,把哲學和詩歌列為兩位一體的尼采,把詩歌視為哲學形象化的馬拉美、葉芝、特朗斯特羅姆,把詩人列為哲學家的柯勒律治難道都在胡說?把詩歌視為最真的哲學的艾略特,把詩人當成是權利至高無上的哲學家的雪萊,難道不會寫詩?還有把詩歌比作六論之首的孔子,說詩即是思的海德格爾等等,一個人再無知,不能無知到無視文學史,一個人再狂妄,不能狂妄到地球上空前絕後唯我獨尊。
   
  主席說過,讓人說話嘛,天塌不下來的;伏爾泰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卻誓死捍衛你說出觀點的權利。』
  
 若中國詩壇過去的一百年是“動物保護史”,那麼,接下來的這個百年,將是“網路”和“官刊”究竟誰更代表中國文學史的爭論史。我真的希望,這種爭論提早到來,提早結束。因為,畢竟文學批評的本質是一種愛,沒有文學批評介入的文學史就是沒有愛的歷史。 我更不相信,一個真正的詩人會恐懼愛拒絕愛!若因為擔心愛中可能夾雜一點恨,我們就拒絕愛,那我們連那頭拒絕進動物園的野牛也趕不上了。
    
  我為只能吹捧不能批評的中國理論刊物感到悲哀!
 
  為那些以小人之心度詩人之腹的理論編輯們感到悲哀!
  
  為中國詩壇一切“動物保護主義者”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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