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語詩》水涵頭唇介老榕樹
有一頭老榕樹
聽說對阿公以前介阿公時節
百過年前就生在水涵頭唇
大人佇介撂涼唱山歌
細人佇介跋上跋下
佢係者兜小山狗仔介遊樂園
有人用索仔做晃晃
晃來歸熱天介涼風同歡喜
十八歲介年我離鄉後
只有在發夢中
正會佇佢熟識介身項跋上跋下
有時轉老屋家才會去尋佢聊
像睹到老朋友
佢用鬍鬚拍我的肩頭
用樹葉仔摸我介頭那
有一日我盡暢轉去
老榕樹怎會唔見忒
存到硬頸介老樹根
狠狠攬住頭擺古老介地泥
我蓋像聽到當時
斧頭在佢身項鑿出哀嚎
鋸子逼佢濺出
同目汁共樣介飛屑
再過半年後
介老地跡生出
一頭唔會喊唔會笑
我從來唔識介
大樓房
posted by 陳寧貴詩人坊 @ 10:1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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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真正的先知
淪落到街頭成了無業遊民
無知的先知
沐猴而冠到處流竄
他們像無畏抗生素的細菌散佈在
電視叩應節目民意調查收視率之中
他們左手翻開謠言的雲
右手覆蓋污衊的雨
張開評論的預言的大嘴巴
噴出黃河之水天上來的真理
他們喜歡收割群眾的掌聲歡呼聲
他們慣於在群眾的眼中
閱讀自己偽善的龐大身影而奸笑
他們精心打造自我金身
讓如螻蟻般瀰天漫地的群眾變成信徒
將他膜拜成唯一能救世的神
對台灣客家文學的一點期待
陳寧貴前言：本文由網路發現（無作者具） 非本人所寫，本文論說深刻，凡關心台灣客家文學者皆應一讀。
●過去豐碩的成績
不管是彰顯族群本位的「客家台灣文學」，還是強調地域特性的「台灣客家文學」，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客家族群以飽含客家意識的筆觸或呈現客家風味的描繪，來書寫客家人與事的努力與成績，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史中，毫無疑問的，不僅應有其一席之地，而且也必將是台灣文學瀚海中耀眼的一江巨流。它過去的成就不容忽視，未來的發展同樣值得期待。
我們輕易地就可以開出一長列曾經澆灌過客家文學沃土的作家名單，如吳濁流、龍瑛宗、鍾理和、鍾肇政、林鍾隆、李喬、黃娟、鍾鐵民、謝霜天、杜潘芳格、陳寧貴、黃恆秋、范文芳、彭瑞金、馮輝岳、吳錦發、劉還月等；同樣的，《亞細亞的孤兒》、《笠山農場》、《原鄉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台灣人三部曲》、《濁流三部曲》、《寒夜三部曲》等傑出的小說作品，不僅為客家文學打響了旗號，也成為台灣文學不可或缺的經典之作。此外，《朝晴》、《芙蓉花的季節》、《擔竿人生》中的客語詩，開創並完成了客語詩寫作的可貴試驗。這些作家與作品，共同豐富了一部台灣客家文學史。但不可否認的，小說的成就明顯地在質與量上都要優於其他文類，這形成了客家文學以小說為主體的特色，同時也預示著客語詩、散文、童謠的創作空間仍有待拓展與耕耘。
●主體性日漸鮮明
「客家文學」一詞的提出，與台灣解嚴前後本土意識高漲、台灣整體文學（包括福佬、客家、原住民）思考的強化與深化有關。它既有自己獨特清晰的面貌，同時又與台灣文學同步前進，共同建構起台灣文學的主體地位。一如台灣文學在爭取應有地位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與語言政策、文化現象、政治改革等非文學因素相互交纏共構，客家文學的確立，也是一路走來，「運動性」十足：《客家風雲》雜誌的創辦、「還我母語」大遊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純客語刊物《客家台灣》出版、寶島客家電台設立、台北市舉辦客家文化節、李喬等人成立「客家工作陣」、《客家》雜誌舉辦「客家文化夏令營」至今已十一屆等，「客家」的主體性與活動力，似乎在解嚴之後得到了廣泛的注意與盡情的釋放。
與客家文化／族群運動相呼應，客家文學的主體性也在九○年代以後日漸鮮明。透過鍾肇政、羅肇錦、黃恆秋、龔萬灶等人的持續投入，一本本帶有開創性的著作相繼出版：第一部客語詩集《擔竿人生》（黃恆秋著，一九九○）、《客家台灣文學論》（黃恆秋編，一九九三）、《客家台灣文學選》（鍾肇政編，一九九四）、《客家現代詩選》（龔萬灶、黃恆秋編選，一九九五），第一部全面介紹、論述客家文學變遷發展的《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黃恆秋著，一九九八）、客語童詩集《第一打鼓》（馮輝岳著，一九九八）等，或從理論建構，或從歷史脈絡，或從作品評選，或從詩歌創作等不同角度，探掘、呈現並實踐客家文學的審美內核及藝術表現。可以說，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客家文學有了一次全面性、本質性、涵蓋理論與創作層面的反省與實驗。雖然有些人持不同看法，但我們應該同意：客家文學在台灣，其身分已經確立，面目也逐漸清楚，只要有心人肯一如先輩前賢般堅持投入，發揮「硬頸」打拚精神，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學，客家文學仍將會是其中重要的組成之一。
●語言文化流失的困境
不過，我也不敢過於樂觀。首先，隨著全球化、資訊化、都市化的趨勢強度日增，地球村與世界公民的型態已然成形，客家庄的瓦解，年輕一代對客家語言的隔閡日深，族群凝聚力的消散，客家族群意識的日漸模糊等，都令人不得不憂心忡忡。以文學創作而論，客家風味、情調的感受，乃至題材的開發，恐怕只會日益困難。彭瑞金〈客家文學的黃昏〉一文中指出：「沒有客家生活，哪來客家文化？沒有客家文化，哪來客家文學？」這個質疑是值得省思的；其次，客家族群面臨的種種危機中，要以語言文化的流失最令人心驚，因此，許多政策與措施，無可避免的要從語言部分著手，因為，沒有語言，即無文學可言，朝這個方向的努力，一點都沒錯，只是相形之下，對文學的重視不免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再者，年輕一輩的客籍創作者，有客家意識的已不多，能寫出具客家精神的作品者更少，因此，一提到客家文學，似乎只能在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的作品中尋找榮光，接下來呢？後繼者誰？這是不能不嚴肅以對的根本問題。以上的困境與危機，在揮別二十世紀之際，格外令人深思，心情也格外沉重。
●期待更多的典律作品
沉重的使命，總是積壓在少數人的肩頭。許多有關客家文化／文學的活動、會議上，每次見到頭髮花白的鍾老現身，或是李喬慷慨激昂的陳辭，我都有一種無奈、不忍與愧對的感覺。雖然「客家學」的研究近年來有風起雲湧之勢，包括語言、文學、風土、信仰、社會、禮俗等方面，都有一些有心人或透過官方計畫修纂，或民間自發性研究，而有了一些研究及調查成果，但在這些熱鬧的表象背後，以上提到的困境與危機並未得到解決。從文學的立場出發，我深深期待更多以客家人為書寫對象的作品出現，在新的世紀，能有新的典範延續鍾理和、鍾肇政等人的薪火。也就是說，在整理並發揚客家文化、語言的同時，也能提筆刻鏤、描摹當今客家族群的新風貌，寫出幾部新的文學典律之作，而不是逐漸淹沒在全球化的腳步?，消失在都市化的潮流中。
這個期待當然不會是難以企及的奢望，但也絕非「指日可待」。它需要更多中壯輩、新生代作家的加入與投入。這個沉重的使命，要所有關心台灣客家文學的人一起來扛；二十一世紀台灣客家文學史，也要有心人一起來書寫、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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