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5月 01, 2009

李魁賢---自由廣場

http://kslee-poet.blogspot.com/
名流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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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下課要趕快回家
媽媽 我怎麼能安心回家

孩子 天涼了,不要吹風感冒
媽媽 台灣現狀不是更使人心寒嗎

孩子 身体重要,讀書重要
媽媽 我感到關懷社會更重要

孩子 聽我的話不會錯
媽媽 可是我內心追求自由價值的呼聲更大

孩子 你們的自由還不夠嗎
媽媽 沒有自由,就沒有人權,沒有公平正義

孩子 追求自由又不是你一個人的責任
媽媽 每一個人責任的總和,就是台灣的憑藉

孩子 你一定還要去自由廣場靜坐嗎
媽媽 我們要以沈默的聲音在廣場開放自由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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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8

詩的認識論

陳龍廷教授以〈詩的觀點與詮釋〉為題「論杜潘芳格對認識論的顛覆」,提到運用法國語言學家班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符號學概念,討論詩的詮釋問題,論述清晰。

詩的完成包含詩人的創作過程和讀者/評論者的閱讀過程。雖然是一体的兩面,卻有不同、甚至相反的面向。創作過程是詩人的給入(input),而閱讀過程是讀者的給岀(output)。給入是開放式的演繹法,詩人觀察物象,透過聯想塑造一個詩的開放空間,是從確定性的知識/知性,衍生出具不確定性的信念/感性,物象透過語言的多/岐義性,發散意義,產生隱喻和/或象徵的效果。因此,詩會有多層面的明義(denotation)和暗示(connotation)。

給岀恰恰相反,是封閉式的歸納法,尤其是評論者想要從詩作/文本尋求合用的脈絡,理岀一個頭緒,就要從詩中蘊含的不確定信念,重組岀確定性的知識,嘗試收斂意義加以固定。所以,閱讀
過程和創作過程背道而馳。

閱讀雖然是創作的逆向,但不是回到原點,大部份是背離。詩人創作的文本,成為讀者的素材,所閱讀的是詩的內含,而不是詩人的含義。如果再加以微分來看,創作過程是詩人創意的給入,到文本的給岀,表達上從確定性的知識到不確定性的信念,不是對等關係,而是函數關係;而閱讀過程從文本的給入,到讀者接收的給岀,理解上從不確定性的信念轉回到確定性的知識,也是函數關係。

由此可見,文本的閱讀不必然牽涉到詩人的意圖,或甚至要尊守或顧慮詩人的原意,因為函數中的獨立變量,會衍發許多不同的應變量。只要閱讀者能自圓其說,意義俱足,即可完成閱讀過程。詩無定規,詩的詮釋亦無定規,與閱讀者的許多參數有關,包括經驗、理解、体會,甚至讀者的意圖。

陳龍廷教授文中首先以〈蜥蜴〉一詩為例,摘述詩選賞析者陳義芝教授的詮釋,以及吳達芸教授訪問詩人杜潘芳格的自述記錄,其間區別,實際上無是非問題,而是觀點問題。當然,作者的意圖是閱讀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不是唯一的依據,或是絕對性的憑藉。

本人也在民眾日報(2000 年 5 月 25 日)發表過一篇〈物性、人性、神性——釋杜潘芳格的詩〈蜥蜴〉〉,就文本的表現,分析「詩的三個段落,轉折跳躍快速,視線鏡頭從外向內,到從內向內、而從內向外,急速轉移,物象的本質也從物性到人性,而進展到神性。在詩想的發展上,表現手段在水平方向轉換角度,而精神內涵則在垂直方向層層上升。」這是我的觀點和詮釋。

陳教授文中一再提到「曖昧性」,如果是指詩的 ambiguity,以「多義性」或「岐義性」指謂較妥。上述旨在闡明「多義性」是詩的特質。「曖昧性」一辭本身相當「曖昧」,似乎暗示意義之含混不確定性,然而在「多義性」裡的意義是相當確定的。

至於論文中「論杜潘芳格對認識論的顛覆」述語似有未妥。按照《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定義,認識論(epistemology)是「對知識本質及其確實程度的研究。因此,認識論研究者就是要考察知識的確定性和概然性的程度,考察具有確定性的知識(和?)不具確定性的信念之區別。」

因此,詩或許有認識論的運用(如上述),但不知如何顛覆?論文中其實也未申論杜潘芳格對認識論的認識和運用,更遑論其對認識論的顛覆,頂多在結論中提到「而解開謎語的過程,確實經常要跳脫一般人所習以為常的認識論,才能夠掌握其詩句的精妙。」此處所稱「認識論」只是通常所說的「認知」而已。

然則,據此,或許應該說,讀者的解讀,才是對杜潘芳格詩中認識論的顛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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