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与绝色女秘书忘年恋

孙立人与绝色女秘书忘年恋始末
她的背景传奇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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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美之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但她的经历却串起一段传奇的近代史。她的表舅是著名报人成舍我，表哥是经济学者成思危，她母亲的同学兼好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她本人曾任抗日名将孙立人的秘书，与之发展出一段感情，并受孙立人案牵连入狱十年。2014年7月16日，她在美国的家中离世。本文摘自2012年第3期《文史拾遗》，作者崔述伟，原题为《孙立人的湘籍女秘书黄美之》。

　　2011年春节后，笔者在拉斯维加斯湖南同乡会会长Y先生家作客。他托我们带一些香港出版的纯文史类杂志给钟武雄先生。我随手翻了翻杂志目录，见有Y先生撰写的介绍钟先生的文章，还有一篇《烽火俪人·黄美之》，这两位都是湘籍名人。我们就是应钟先生的邀请，才赴美观光且客居其旧金山“中国海滩”旁豪宅的；而黄美之女士，几天前我刚好去洛杉矶她家中拜望过她。

　　

　　

　　

　　十年冤狱

　　黄美之（1930-）原名黄正，原籍湖南沅江，生于长沙。肄业于金陵女子大学，1949年随其家人赴台湾，任孙立人英文秘书。1950年因“黄氏姐妹共谍案”而蒙冤。出狱后与德裔美籍外交官结婚，离开台湾，至亚非数国随任，后偕其夫回美定居，在美国邮局服务十多年后退休，曾任洛杉矶华人作协副主席。 2000年“平反”后，以400万新台币之“补偿金”创建了“美国德维文学会”并任会长，编辑出版且资助华人作家出书。如李自健的太太王丹慧的诗，就被她收入过诗作集。其作品《不与红尘结怨》曾在中国大陆出版，还著有《我的母亲吴家瑛》、《八仟里路云和月》、《伤痕》、《深情》、《欢喜》、《流转》、《沉沙》等。

　　黄美之冤案，与蒋介石父子有关：是蒋经国一个电话，叫她去台北，被关起来并判了10年。其母的“老长官”赵恒惕找蒋介石为其求情，蒋说：“判10年嘛，就要坐10年”“通天”反而如铁板钉钉，结果不仅未能减刑，到了后期竟被“遗忘”在狱中，反而多坐了几个星期。

　　这冤案，其实也与孙立人无关。黄氏姐妹是1950年被判刑的，而孙将军后来直至1955年8月才被以“阴谋发动政变”罪名，革职软禁，成为“张学良之二”。黄美之曾听保安司令部两位处长说：“因为两位长官不和，所以我们受牵连。”那是指蒋经国与孙立人有矛盾。美之的姐姐黄珏曾是孙立人的秘书，而蒋经国苦追其姐未遂。黄珏去孙立人创建的青年大队任少校时，曾陪同孙立人一起接受宋美龄的视察，自恃靠山很硬，没把“小蒋”放在眼里；而继任孙立人秘书的又是其妹黄正，当年黄家旅居屏东，黄氏“姐妹花”是万人瞩目的对象。孙立人公馆就在屏东，“花”落孙家不仅是地理使然，还因孙立人是在1937年淞沪战役中身先士卒，被击中13枪而幸得生还的抗日名将，是获得过英皇“帝国司令”荣誉勋章，以及罗斯福颁赠“丰功”勋章之“双料”国际名将。自古以来，英雄美女，惺惺相惜，“昏了头”的人又怎会看得起貌似愚憨的“太子”？1950年蒋经国打电话叫黄正去“问话”时，她还以为正好可去台北玩玩。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去不复返，立马被关押判刑。其表面原因是有一名中央社记者被查出是苏联间谍，黄氏姐妹正认识这人，被诬陷“泄露军机”。当这俩美女下到“天牢”桃园感训所时，在保安司令部上下眼中，无异于“活生生的匪谍范本”、“祸水”。真乃“凤凰脱毛不如鸡也”。

　　

　　在金陵女大时，黄美之穿着自己做的衣服。

　　家人误解

　　入狱初期，黄正可谓众叛亲离，就连父母都怨恨她，以为是她连累了姐姐。父亲曾去找过孙立人，希望将军帮他女儿说情。孙立人说：“（蒋）老先生正在气头上，等过一阵子吧！我会找机会告诉他的。”后来，美之听妈妈讲，孙立人向蒋介石说：“黄珏、黄正不是匪谍，我以我的头担保。”老蒋冷冷地说：“哦，你的头就那么值钱吗？”怪不得，火上加油，还给她俩加了刑。其父受到沉重打击，在她俩入狱一年后，营救无门，引发心脏病而无望过世，临终前，不断念叨着姐姐“真可怜”，却一句不曾提及她；妈妈也对她很冷淡。双亲的误解，使年轻的美之雪上加霜，承受莫名委屈，心中苦不堪言，只能嚎啕痛哭。

　　

　　黄美之的小说《烽火俪人》的封面。

　　究其原因，母亲生她时，已40多岁，因体能不足，流血过多，晕死过很久。黄家原以为其母在连产三女（美之排行第四）后，这次会生个儿子，从沅江老家摇着三木船的鸡、鸭、鱼、糍粑、红米、蛋送来长沙。在途中听说又是个女儿，顿时将船队掉头开回沅江了，竟连一个蛋也没留下……因此母亲对她总不喜欢。吴家瑛出身名门，与曾宝荪、向警予同学，是蔡畅母女的老师，当年周南中学的校花。40年代，中国驻泰国大使，明德毕业的××在街上遇见黄氏姐妹，竟停车问道：“你母亲还那么漂亮麽？”吴家瑛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先驱，湖南省首位民选的女议员，坚强、能干的新女性，育有四女一子。红军攻进长沙那年，她一家避居在贫民区。奶妈有次听到枪炮声，带了三位姐姐，抱着美之上屋顶的阳台看热闹，因木梯已朽，奶妈踩踏一块梯板，松手掉下美之，眼看她朝楼下麻石坠落，不死即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恰巧楼下住的一位男人出屋，他以为上面掉下一包东西，伸手接住才看清，抬头向上喊道：“你们家毛毛（婴儿）掉下来了！”当时奶妈已吓得呆若木鸡。

　　

　　黄美之出狱后不久拍摄的照片。

　　豆蔻年华时，当连日暴雨引发山洪之际，美之行经木桥见水涨及桥面，竟不觉危险及髒。她想起自己寄宿的学校洗发不便，就势跪在桥边，弯下脖子在滚滚洪流中痛快地冲洗……惊险得让人捏汗，烂漫得令人莞尔，懵懂得令人气结。

　　妈妈曾带着她们四姐妹乘木筏过湘江去看住在裕湘纱厂的姨妈。福姨妈神色黯然地念叨着自己失踪多年的儿子。妈妈宽慰福姨妈。稚气的美之在一旁看姨妈在火炉上煎鱼，惊喜地叫道：“呵！有两条鱼。”大姐用脚踢她，她“知错”纠正道：“呵，是一条鱼吧？”大家都不理她，继续着同样的对白。她仍站在一旁，看着吱吱有声的锅里，自言自语道：“但真正是两条鱼呀！”话音未落，油爆了。她也吓了一跳，抬头看时，只见福姨妈从腋下抽出手绢抹泪。母亲喊道：“蜜伢子（其乳名）快过来！莫在那里烦姨妈。”她才不情愿地离开，一边嘀咕：“是一条鱼不啰？”后来，上桌吃饭，她才确认是一条鱼剖成两边煎的。回家途中，她又不知趣地问何时再去看福姨妈？妈妈啼笑皆非地说：“再不带你去了，人家为了生死不明的儿子伤心，你却一条鱼两条鱼的烦人，真不懂事！”

　　

　　黄美之和姐姐黄珏。

　　牢中成熟

　　坐牢头两年，她总想不通，常常嚎啕大哭，哭得揪心地悲，哭得惊天动地的切，哭得一塌糊涂地让人怜。看守怕她哭，就叫她吃糖，如果还止不住，看守长就会跑来，欲盖住她哭声地大声说：“小黄，二小姐，别哭了。你想吃些什么，快写报告来。我叫人马上帮你买来。”于是，姐姐代她写报告，她抽泣着报上一大串食品名单……姐姐这才发现了为妹妹止哭的妙法。有次，她又躺着哭起来。姐姐正坐在她身边吃妈妈送来的盐水豆，见她刚起腔，连忙塞一把进她嘴里。妹妹从不爱吃豆子花生，但此刻正伤心，又懒得爬起来吐掉，就随便嚼嚼，呜呜咽咽，包口包嘴地咽下。姐姐也就这么“磨豆浆”般地，一把把往她嘴里塞。妹妹张口接着，越嚼越觉得香，哭声渐小渐无。此间，看守在门外看得有趣，自言自语地笑道：“这真有意思，妹妹张嘴要哭了，姐姐就塞一把豆豆儿。姐姐塞豆豆儿，妹妹就不哭了。”姐姐听了那怪腔怪调的四川话，笑得人仰马翻，倒在床上。妹妹却气坏了，一挺身坐起来，恶狠狠地瞪得那看守走开……从此，美之再也不哭了。

　　桃园感训所那潮湿黑暗的屋角里，盘踞着几只拳头大的黑蜘蛛。姐妹俩既害怕又无奈，也不敢去打。看守哄她俩说是“喜蛛”。她俩幻想提前获释……事后方知是毒蜘蛛，人若被咬即可毙命。弱女子与毒蜘蛛“和平共处”，多年相安无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美之因此而想到，当年若是去打蜘蛛，蜘蛛为了生存，也不会放过她俩。她从中悟出，与人相处也一样，“得饶人处且饶人”。她前30年经历了众多坎坷磨难，而后应从中获取教益，不与红尘结怨，珍惜生命，善待他人。

　　按常人常理平心而言，黄美之应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但她却淡然表示：“凭良心讲，我谢谢蒋经国先生，他把我拽出来了，不过关太久了。如果关一、两年，我感谢万分：10年太多了，不过还是感谢他硬把我拽出来，因为有了感情是很难分离的。”

　　

　　孙立人将军。

　　忘年之恋

　　对于当年是否真的被当成“匪谍”？美之说：“是有人要打击孙立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女人生气，报仇、会下毒药。男人生气，报仇，会使坏，使各式各样的坏。”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告诉她，情治单位后来一直担心美国人要营救孙立人，而交待给厨师的一项秘密任务，“只要看到美国人来，就一枪打死孙立人。”

　　这是2010年7月，黄美之在其《烽火俪人》新书出版发行会上，向记者披露的。

　　孙立人直到1988年3月，才被解除长达33年的监禁，1990年辞世。又20年后，黄美之才在书中描述了这段乱世情缘，原来珍藏在她脑中小小的空间里的陈年往事。她才能冷静写下“我所知道的那位将军的另一面”，并参加了孙将军故居落成暨纪念馆开放仪式。

　　孙立人这位安徽将领，与湘人缘分之深，不仅表现在他担任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时，麾下“湘军”占了90%的比例。“一将成名千万骨枯”，笔者的伯父崔继贤当年就是远征军的上尉电台台长，在野人山战役中“失踪”而尸骨无存的。

　　孙立人1930年在南京教导总队人大队长时，认识了南京汇文女中的校花张晶英，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喜结良缘。但张晶英不能生育，后来更是皈依佛门。在她劝说之下，孙立人1952年才又娶了护士张美英。张美英此后多年与孙将军患难与共，为他生了两男两女。而当年负责为孙将军挑选秘书的也是夫人张晶英，同为湘女的张晶英对黄正（出狱后其母才为之改名为黄美之）很满意，对她说：“你若愿意，我可推荐你。”年轻的黄正亲眼见到美军顾问团的女秘书们神气十足，且从姐姐口中听到对这位长官的崇拜，便很爽快地答应了孙夫人。

　　

　　秘书工作无非是在孙公馆内打印文件，做请柬，整理将军的文件和照片，更使黄正加深了对孙立人的了解和仰慕。宾客来访及餐述时，还得像女主人般招待之。这种信任和亲切感与日俱增，是外人难以体会的。而情缘的发生似乎就在一瞬间擦出了“火花”。有天，将军与黄正坐在公馆内荷花池边，他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我替你取了一个英文名字，little，意思是小，音译成中文，里面还含有我的名字（这单词的第一个音节与孙立人的名字同音）。她非常惊讶于一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武将，竟有如此浪漫、细腻的心思，而非常感动。孙立人凝视着她的双眸，读懂了她的内心，伸出一双手来紧紧握住了她的小手……爱情一点就燃，何况他是位成熟、成功的男人，更令她充满幻想。一天早上，她向孙立人说起自己一次失败的骑马经历。将军笑道：“马是十分聪明的！人一骑上去，马就知道此人会不会骑。”说着，他竟跪倒在日式榻榻米上，两手撑地，弯着身让她骑在自己背上。她在突兀之余，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家严”从未对她有此柔情，更无丝毫亲切之举，从小缺乏父爱的姑娘自有恋父情结……然而，将军是有家室的人，且长她30岁，这让她心中总有罪恶感，“清醒了，很难过，觉得不得了（自己闯祸了！）很矛盾。”她甚至偷偷取出副官的手枪朝自己胸膛扣动了扳机，幸亏子弹没上膛……有时，孙立人会在她耳边轻轻的说：“小小，不要离开我。”她会婉言答道：“我终是要离开你的，”但她怎么也没料到，离别骤然降临，几个月的热恋换来了十年囹囵。在狱中，她固然觉得自己冤枉，但也有对爱的刻骨铭心的眷恋，想起天冷时，即使隔孙立人隔上三、四米，她也能感受到他的体温和内心澎湃，但她那时年轻，还不了解他内心的寂寞“竟是千军万马的奔腾！炮火连天的隆隆，使他更能集中心力。但有一方荒寂的心田，从来没有被他自己或任何的外力攻克过。”孙立人曾沮丧地对她说：“国家旧习不改，只怕真是一班亡国之君臣啊！”

　　1960年，经赵恒惕、曾宝荪、黄少谷3人作保、签字，这对姐妹才得以出狱。黄美之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感悟，“虽未能使我世事洞明，倒也了解了及时行乐。” 美之每天下班后都要和两三女友去逛街，一直玩到半夜才搭最后一班车回家。她还热衷参加各种聚会，就是想忘却过去的不快，并在聚会中认识了美国外交官傅礼士（Fleischman），1963年与之结婚，而“逃离”台湾。

　　

　　孙立人将军和妻子张晶英。

　　海外湘女

　　笔者是从成思危先生的二姐，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员一秘成幼殊寄来的《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第一次读到黄美之那篇《表舅大人成舍我》的，但觉她文笔活跃，也看得出舍我先生很关爱这位外甥女，对她甚至比对她自己的儿女都宽容和大方（舍老之节俭，在中国新闻出版界是有名的）。黄美之能走上文学之路，与成老的支持和指点是分不开的。

　　世纪之交，黄美之将其在海外出版的作品寄赠给家乡图书馆，以及笔者本人。直到2005年时，还托人带来书信，我也托人将拙著《我与名人没有约》赠予她。但因自己已退休，便自动疏离了昔日之“工作关系”，停止联络。

　　2010年底我赴美观光前，找出了一些名片，颇想看看一些交往过的海外湘籍人士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对“观光”更有兴趣，大概也是个人怀旧积习吧？圣诞前夕，我在旧金山钟武雄先生家向黄美之家拨电话时，心中犹问她“安在否？”算来她应该是耄耋之年了。电话虽通了，受话这也正是美之本人，但她却没精打采的告之，身体不适，恐难相见。我心中颇感失望，但也理解并尊重这位美籍老人。然时隔两月后，我与同伴“自由行”住在洛杉矶圣盖博的华人家庭旅社时，同伴想去市中心，我又想起要给黄美之试拨电话，“有缘万里可相见，无缘交臂不相逢”，不妨再试一次！我向老板娘借她手机前，正听她跟她老公说：“今天要给我买花回来。”电话通后，我机灵地说：“节日快乐！美之女士……”黄美之高兴地约我去她家，待我放下电话时，同伴首先“发难”：“哎呀，没想到你在咯里还有女朋友，也是长沙的？！”同屋的“美漂”们，也随之起哄调侃，我简述了黄美之的情况，众皆肃然。更有东北籍“60后”汉良君，自告奋勇，驾车送我去黄家，一睹美之风韵。

　　既然是节日，当然要买花，但我却从未送过，更不知道买何花为妥？便向汉良请教，他说：“买蝴蝶兰吧，华人超市有。”他又在途中先带我去一浙江籍姊妹家喝茶。此君离开时方告知“她家桌上的花，还是我除夕时送的……”怪不得他对花颇在行。

　　驶达黄宅附近时，离她约定的时间尚有10多分钟，我俩又在这优美、安静的高尚社区（法律规定“应保持其历史原貌，不得随意更改”）。拍了几张照片，直到差两分钟时，我才敲门。宅门应声而开，健旺且具大家风范的美之笑容可掬地将我俩迎入屋内。原来，她早已在窗前伫立等候着。

　　美之指引我俩看她家人照片，告知其女一家要她去纽约长住，但她仍坚守自家，每日阅读、写作。她的新作《烽火俪人》在台湾曾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并列畅销书榜首，惜手头已无此书，待邮购以后，一定补寄给我，她又取出《沉沙》两册，题签并分赠我与汉良。

　　美之晚年生活安定、富裕，每周有政府派给的钟点工为之购物及料理生活。她从不自己做饭，每逢亲友来访，则驱车至附近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餐叙。“你们也是我的老友、新朋”，亦如是之，态度之亲切，令我们更添敬重。

　　美之湘音未改，说的既非台式国语，又非普通话，而是地道的长沙“塑料普通话”更使我惊喜、讶异不已，且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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