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4月 06, 2016

孙立人与绝色女秘书忘年恋

孙立人与绝色女秘书忘年恋始末
她的背景传奇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16/04/05/419184.html 

  黄美之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但她的经历却串起一段传奇的近代史。她的表舅是著名报人成舍我,表哥是经济学者成思危,她母亲的同学兼好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她本人曾任抗日名将孙立人的秘书,与之发展出一段感情,并受孙立人案牵连入狱十年。2014年7月16日,她在美国的家中离世。本文摘自2012年第3期《文史拾遗》,作者崔述伟,原题为《孙立人的湘籍女秘书黄美之》。

  2011年春节后,笔者在拉斯维加斯湖南同乡会会长Y先生家作客。他托我们带一些香港出版的纯文史类杂志给钟武雄先生。我随手翻了翻杂志目录,见有Y先生撰写的介绍钟先生的文章,还有一篇《烽火俪人·黄美之》,这两位都是湘籍名人。我们就是应钟先生的邀请,才赴美观光且客居其旧金山“中国海滩”旁豪宅的;而黄美之女士,几天前我刚好去洛杉矶她家中拜望过她。

  

  

  

  十年冤狱

  黄美之(1930-)原名黄正,原籍湖南沅江,生于长沙。肄业于金陵女子大学,1949年随其家人赴台湾,任孙立人英文秘书。1950年因“黄氏姐妹共谍案”而蒙冤。出狱后与德裔美籍外交官结婚,离开台湾,至亚非数国随任,后偕其夫回美定居,在美国邮局服务十多年后退休,曾任洛杉矶华人作协副主席。 2000年“平反”后,以400万新台币之“补偿金”创建了“美国德维文学会”并任会长,编辑出版且资助华人作家出书。如李自健的太太王丹慧的诗,就被她收入过诗作集。其作品《不与红尘结怨》曾在中国大陆出版,还著有《我的母亲吴家瑛》、《八仟里路云和月》、《伤痕》、《深情》、《欢喜》、《流转》、《沉沙》等。

  黄美之冤案,与蒋介石父子有关:是蒋经国一个电话,叫她去台北,被关起来并判了10年。其母的“老长官”赵恒惕找蒋介石为其求情,蒋说:“判10年嘛,就要坐10年”“通天”反而如铁板钉钉,结果不仅未能减刑,到了后期竟被“遗忘”在狱中,反而多坐了几个星期。

  这冤案,其实也与孙立人无关。黄氏姐妹是1950年被判刑的,而孙将军后来直至1955年8月才被以“阴谋发动政变”罪名,革职软禁,成为“张学良之二”。黄美之曾听保安司令部两位处长说:“因为两位长官不和,所以我们受牵连。”那是指蒋经国与孙立人有矛盾。美之的姐姐黄珏曾是孙立人的秘书,而蒋经国苦追其姐未遂。黄珏去孙立人创建的青年大队任少校时,曾陪同孙立人一起接受宋美龄的视察,自恃靠山很硬,没把“小蒋”放在眼里;而继任孙立人秘书的又是其妹黄正,当年黄家旅居屏东,黄氏“姐妹花”是万人瞩目的对象。孙立人公馆就在屏东,“花”落孙家不仅是地理使然,还因孙立人是在1937年淞沪战役中身先士卒,被击中13枪而幸得生还的抗日名将,是获得过英皇“帝国司令”荣誉勋章,以及罗斯福颁赠“丰功”勋章之“双料”国际名将。自古以来,英雄美女,惺惺相惜,“昏了头”的人又怎会看得起貌似愚憨的“太子”?1950年蒋经国打电话叫黄正去“问话”时,她还以为正好可去台北玩玩。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去不复返,立马被关押判刑。其表面原因是有一名中央社记者被查出是苏联间谍,黄氏姐妹正认识这人,被诬陷“泄露军机”。当这俩美女下到“天牢”桃园感训所时,在保安司令部上下眼中,无异于“活生生的匪谍范本”、“祸水”。真乃“凤凰脱毛不如鸡也”。

  

  在金陵女大时,黄美之穿着自己做的衣服。

  家人误解

  入狱初期,黄正可谓众叛亲离,就连父母都怨恨她,以为是她连累了姐姐。父亲曾去找过孙立人,希望将军帮他女儿说情。孙立人说:“(蒋)老先生正在气头上,等过一阵子吧!我会找机会告诉他的。”后来,美之听妈妈讲,孙立人向蒋介石说:“黄珏、黄正不是匪谍,我以我的头担保。”老蒋冷冷地说:“哦,你的头就那么值钱吗?”怪不得,火上加油,还给她俩加了刑。其父受到沉重打击,在她俩入狱一年后,营救无门,引发心脏病而无望过世,临终前,不断念叨着姐姐“真可怜”,却一句不曾提及她;妈妈也对她很冷淡。双亲的误解,使年轻的美之雪上加霜,承受莫名委屈,心中苦不堪言,只能嚎啕痛哭。

  

  黄美之的小说《烽火俪人》的封面。

  究其原因,母亲生她时,已40多岁,因体能不足,流血过多,晕死过很久。黄家原以为其母在连产三女(美之排行第四)后,这次会生个儿子,从沅江老家摇着三木船的鸡、鸭、鱼、糍粑、红米、蛋送来长沙。在途中听说又是个女儿,顿时将船队掉头开回沅江了,竟连一个蛋也没留下……因此母亲对她总不喜欢。吴家瑛出身名门,与曾宝荪、向警予同学,是蔡畅母女的老师,当年周南中学的校花。40年代,中国驻泰国大使,明德毕业的××在街上遇见黄氏姐妹,竟停车问道:“你母亲还那么漂亮麽?”吴家瑛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先驱,湖南省首位民选的女议员,坚强、能干的新女性,育有四女一子。红军攻进长沙那年,她一家避居在贫民区。奶妈有次听到枪炮声,带了三位姐姐,抱着美之上屋顶的阳台看热闹,因木梯已朽,奶妈踩踏一块梯板,松手掉下美之,眼看她朝楼下麻石坠落,不死即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恰巧楼下住的一位男人出屋,他以为上面掉下一包东西,伸手接住才看清,抬头向上喊道:“你们家毛毛(婴儿)掉下来了!”当时奶妈已吓得呆若木鸡。

  

  黄美之出狱后不久拍摄的照片。

  豆蔻年华时,当连日暴雨引发山洪之际,美之行经木桥见水涨及桥面,竟不觉危险及髒。她想起自己寄宿的学校洗发不便,就势跪在桥边,弯下脖子在滚滚洪流中痛快地冲洗……惊险得让人捏汗,烂漫得令人莞尔,懵懂得令人气结。

  妈妈曾带着她们四姐妹乘木筏过湘江去看住在裕湘纱厂的姨妈。福姨妈神色黯然地念叨着自己失踪多年的儿子。妈妈宽慰福姨妈。稚气的美之在一旁看姨妈在火炉上煎鱼,惊喜地叫道:“呵!有两条鱼。”大姐用脚踢她,她“知错”纠正道:“呵,是一条鱼吧?”大家都不理她,继续着同样的对白。她仍站在一旁,看着吱吱有声的锅里,自言自语道:“但真正是两条鱼呀!”话音未落,油爆了。她也吓了一跳,抬头看时,只见福姨妈从腋下抽出手绢抹泪。母亲喊道:“蜜伢子(其乳名)快过来!莫在那里烦姨妈。”她才不情愿地离开,一边嘀咕:“是一条鱼不啰?”后来,上桌吃饭,她才确认是一条鱼剖成两边煎的。回家途中,她又不知趣地问何时再去看福姨妈?妈妈啼笑皆非地说:“再不带你去了,人家为了生死不明的儿子伤心,你却一条鱼两条鱼的烦人,真不懂事!”

  

  黄美之和姐姐黄珏。

  牢中成熟

  坐牢头两年,她总想不通,常常嚎啕大哭,哭得揪心地悲,哭得惊天动地的切,哭得一塌糊涂地让人怜。看守怕她哭,就叫她吃糖,如果还止不住,看守长就会跑来,欲盖住她哭声地大声说:“小黄,二小姐,别哭了。你想吃些什么,快写报告来。我叫人马上帮你买来。”于是,姐姐代她写报告,她抽泣着报上一大串食品名单……姐姐这才发现了为妹妹止哭的妙法。有次,她又躺着哭起来。姐姐正坐在她身边吃妈妈送来的盐水豆,见她刚起腔,连忙塞一把进她嘴里。妹妹从不爱吃豆子花生,但此刻正伤心,又懒得爬起来吐掉,就随便嚼嚼,呜呜咽咽,包口包嘴地咽下。姐姐也就这么“磨豆浆”般地,一把把往她嘴里塞。妹妹张口接着,越嚼越觉得香,哭声渐小渐无。此间,看守在门外看得有趣,自言自语地笑道:“这真有意思,妹妹张嘴要哭了,姐姐就塞一把豆豆儿。姐姐塞豆豆儿,妹妹就不哭了。”姐姐听了那怪腔怪调的四川话,笑得人仰马翻,倒在床上。妹妹却气坏了,一挺身坐起来,恶狠狠地瞪得那看守走开……从此,美之再也不哭了。

  桃园感训所那潮湿黑暗的屋角里,盘踞着几只拳头大的黑蜘蛛。姐妹俩既害怕又无奈,也不敢去打。看守哄她俩说是“喜蛛”。她俩幻想提前获释……事后方知是毒蜘蛛,人若被咬即可毙命。弱女子与毒蜘蛛“和平共处”,多年相安无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美之因此而想到,当年若是去打蜘蛛,蜘蛛为了生存,也不会放过她俩。她从中悟出,与人相处也一样,“得饶人处且饶人”。她前30年经历了众多坎坷磨难,而后应从中获取教益,不与红尘结怨,珍惜生命,善待他人。

  按常人常理平心而言,黄美之应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但她却淡然表示:“凭良心讲,我谢谢蒋经国先生,他把我拽出来了,不过关太久了。如果关一、两年,我感谢万分:10年太多了,不过还是感谢他硬把我拽出来,因为有了感情是很难分离的。”

  

  孙立人将军。

  忘年之恋

  对于当年是否真的被当成“匪谍”?美之说:“是有人要打击孙立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女人生气,报仇、会下毒药。男人生气,报仇,会使坏,使各式各样的坏。”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告诉她,情治单位后来一直担心美国人要营救孙立人,而交待给厨师的一项秘密任务,“只要看到美国人来,就一枪打死孙立人。”

  这是2010年7月,黄美之在其《烽火俪人》新书出版发行会上,向记者披露的。

  孙立人直到1988年3月,才被解除长达33年的监禁,1990年辞世。又20年后,黄美之才在书中描述了这段乱世情缘,原来珍藏在她脑中小小的空间里的陈年往事。她才能冷静写下“我所知道的那位将军的另一面”,并参加了孙将军故居落成暨纪念馆开放仪式。

  孙立人这位安徽将领,与湘人缘分之深,不仅表现在他担任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时,麾下“湘军”占了90%的比例。“一将成名千万骨枯”,笔者的伯父崔继贤当年就是远征军的上尉电台台长,在野人山战役中“失踪”而尸骨无存的。

  孙立人1930年在南京教导总队人大队长时,认识了南京汇文女中的校花张晶英,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喜结良缘。但张晶英不能生育,后来更是皈依佛门。在她劝说之下,孙立人1952年才又娶了护士张美英。张美英此后多年与孙将军患难与共,为他生了两男两女。而当年负责为孙将军挑选秘书的也是夫人张晶英,同为湘女的张晶英对黄正(出狱后其母才为之改名为黄美之)很满意,对她说:“你若愿意,我可推荐你。”年轻的黄正亲眼见到美军顾问团的女秘书们神气十足,且从姐姐口中听到对这位长官的崇拜,便很爽快地答应了孙夫人。

  

  秘书工作无非是在孙公馆内打印文件,做请柬,整理将军的文件和照片,更使黄正加深了对孙立人的了解和仰慕。宾客来访及餐述时,还得像女主人般招待之。这种信任和亲切感与日俱增,是外人难以体会的。而情缘的发生似乎就在一瞬间擦出了“火花”。有天,将军与黄正坐在公馆内荷花池边,他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我替你取了一个英文名字,little,意思是小,音译成中文,里面还含有我的名字(这单词的第一个音节与孙立人的名字同音)。她非常惊讶于一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武将,竟有如此浪漫、细腻的心思,而非常感动。孙立人凝视着她的双眸,读懂了她的内心,伸出一双手来紧紧握住了她的小手……爱情一点就燃,何况他是位成熟、成功的男人,更令她充满幻想。一天早上,她向孙立人说起自己一次失败的骑马经历。将军笑道:“马是十分聪明的!人一骑上去,马就知道此人会不会骑。”说着,他竟跪倒在日式榻榻米上,两手撑地,弯着身让她骑在自己背上。她在突兀之余,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家严”从未对她有此柔情,更无丝毫亲切之举,从小缺乏父爱的姑娘自有恋父情结……然而,将军是有家室的人,且长她30岁,这让她心中总有罪恶感,“清醒了,很难过,觉得不得了(自己闯祸了!)很矛盾。”她甚至偷偷取出副官的手枪朝自己胸膛扣动了扳机,幸亏子弹没上膛……有时,孙立人会在她耳边轻轻的说:“小小,不要离开我。”她会婉言答道:“我终是要离开你的,”但她怎么也没料到,离别骤然降临,几个月的热恋换来了十年囹囵。在狱中,她固然觉得自己冤枉,但也有对爱的刻骨铭心的眷恋,想起天冷时,即使隔孙立人隔上三、四米,她也能感受到他的体温和内心澎湃,但她那时年轻,还不了解他内心的寂寞“竟是千军万马的奔腾!炮火连天的隆隆,使他更能集中心力。但有一方荒寂的心田,从来没有被他自己或任何的外力攻克过。”孙立人曾沮丧地对她说:“国家旧习不改,只怕真是一班亡国之君臣啊!”

  1960年,经赵恒惕、曾宝荪、黄少谷3人作保、签字,这对姐妹才得以出狱。黄美之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感悟,“虽未能使我世事洞明,倒也了解了及时行乐。” 美之每天下班后都要和两三女友去逛街,一直玩到半夜才搭最后一班车回家。她还热衷参加各种聚会,就是想忘却过去的不快,并在聚会中认识了美国外交官傅礼士(Fleischman),1963年与之结婚,而“逃离”台湾。

  

  孙立人将军和妻子张晶英。

  海外湘女

  笔者是从成思危先生的二姐,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员一秘成幼殊寄来的《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第一次读到黄美之那篇《表舅大人成舍我》的,但觉她文笔活跃,也看得出舍我先生很关爱这位外甥女,对她甚至比对她自己的儿女都宽容和大方(舍老之节俭,在中国新闻出版界是有名的)。黄美之能走上文学之路,与成老的支持和指点是分不开的。

  世纪之交,黄美之将其在海外出版的作品寄赠给家乡图书馆,以及笔者本人。直到2005年时,还托人带来书信,我也托人将拙著《我与名人没有约》赠予她。但因自己已退休,便自动疏离了昔日之“工作关系”,停止联络。

  2010年底我赴美观光前,找出了一些名片,颇想看看一些交往过的海外湘籍人士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对“观光”更有兴趣,大概也是个人怀旧积习吧?圣诞前夕,我在旧金山钟武雄先生家向黄美之家拨电话时,心中犹问她“安在否?”算来她应该是耄耋之年了。电话虽通了,受话这也正是美之本人,但她却没精打采的告之,身体不适,恐难相见。我心中颇感失望,但也理解并尊重这位美籍老人。然时隔两月后,我与同伴“自由行”住在洛杉矶圣盖博的华人家庭旅社时,同伴想去市中心,我又想起要给黄美之试拨电话,“有缘万里可相见,无缘交臂不相逢”,不妨再试一次!我向老板娘借她手机前,正听她跟她老公说:“今天要给我买花回来。”电话通后,我机灵地说:“节日快乐!美之女士……”黄美之高兴地约我去她家,待我放下电话时,同伴首先“发难”:“哎呀,没想到你在咯里还有女朋友,也是长沙的?!”同屋的“美漂”们,也随之起哄调侃,我简述了黄美之的情况,众皆肃然。更有东北籍“60后”汉良君,自告奋勇,驾车送我去黄家,一睹美之风韵。

  既然是节日,当然要买花,但我却从未送过,更不知道买何花为妥?便向汉良请教,他说:“买蝴蝶兰吧,华人超市有。”他又在途中先带我去一浙江籍姊妹家喝茶。此君离开时方告知“她家桌上的花,还是我除夕时送的……”怪不得他对花颇在行。

  驶达黄宅附近时,离她约定的时间尚有10多分钟,我俩又在这优美、安静的高尚社区(法律规定“应保持其历史原貌,不得随意更改”)。拍了几张照片,直到差两分钟时,我才敲门。宅门应声而开,健旺且具大家风范的美之笑容可掬地将我俩迎入屋内。原来,她早已在窗前伫立等候着。

  美之指引我俩看她家人照片,告知其女一家要她去纽约长住,但她仍坚守自家,每日阅读、写作。她的新作《烽火俪人》在台湾曾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并列畅销书榜首,惜手头已无此书,待邮购以后,一定补寄给我,她又取出《沉沙》两册,题签并分赠我与汉良。

  美之晚年生活安定、富裕,每周有政府派给的钟点工为之购物及料理生活。她从不自己做饭,每逢亲友来访,则驱车至附近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餐叙。“你们也是我的老友、新朋”,亦如是之,态度之亲切,令我们更添敬重。

  美之湘音未改,说的既非台式国语,又非普通话,而是地道的长沙“塑料普通话”更使我惊喜、讶异不已,且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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