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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诗歌大会的本质是“反诗歌”

在号称新诗诞生一百周年的2017年，写这么一个题目，未免有点儿“为诗一辩”的尴尬。最近的“中国背诗词大会”热潮下，赞美古诗词之高超者，往往会顺便表示一下对新诗的轻蔑，比如景凯旋教授的《诗歌是个人朝圣，与集体无关》就有一段这样的话：

　　“直到今天，我还是对现代诗存有偏见，背诵得很少。文学的最终标准是时间，我怀疑，今天的诗歌几百年后是否还有人记得。在我看来，首先，诗歌应当具有音乐性，要能背诵，现代诗大多是分行散文，只能看，不能读。其次，诗歌永远是读给自己听的，不是读给大家听的，因此现代诗似乎只适合年轻人写，到了一定年龄，如果缺乏哲理，再写下去就难免矫情，而旧体诗直到老年仍然能继续创作。”

　　

　　

　　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的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对新诗的偏见。但一个人对新诗的偏见，其实暴露了他对诗本身也存在偏见。“今天的诗歌几百年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杜甫的同代人当年也是这样轻蔑杜甫的。杜甫自己也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在几本唐人所选的唐诗选里，几乎都没有选杜甫的诗，直到杜甫去世九十年后，《唐诗类选》和《又玄集》才选进了一些现在看来并不能代表杜诗最强音的诗篇，虽然当时韩愈、李商隐、杜牧等大诗人都已经很推崇杜甫了。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杜甫的诗就是唐朝的新诗，和大众的想象不一样，李白是复古派，杜甫才是不断实验的先锋派。但很明显，无论是唐朝的时尚还是今天对李杜的印象式判断，大众还是更倾向于李白，因为李白的诗人形象更接近读者期待。

　　

　　　其次，景教授人云亦云地用音乐性去质疑新诗这一点（换做市井小儿都会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不押韵那还叫诗吗？”）——且不说古诗的音韵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距离有多远，还有几个古诗词爱好者能唱出一首本来可以唱的诗词？——新诗到底有没有音乐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分出了两派，一派是从闻一多、徐志摩开始，到卞之琳、林庚、吴兴华这些极致的新格律实验者，他们吸取东西方格律诗传统，讲究音步、顿挫等，以在白话上复活文言诗对形式的追求，所谓“带着镣铐跳舞”；另一派是戴望舒、废名等自由派，戴望舒的名言是：“诗不能囿于固有形式和韵律。诗之韵律抑扬存在于诗情而且文字语音之间”（《诗论零札》），他提出更深刻的内在韵律说以求超越传统诗歌已经教条化的格律，这一点已经在他之后七、八十年的新诗写作者处得到了实践和成熟。

　　简言之，新诗不是没有音乐性，而是创造了新的音乐性，并不拘泥于旧诗的格律。前述两者的主张和实验都成为了今天新诗的财富，隐藏在许多不为大众周知的诗人的诗篇深处。

　　“现代诗大多是分行散文”亦是大众对新诗的粗俗玩笑，一个大学教授的认识竟然也止于此，挺遗憾的。对于散文化，八十年前的诗人废名早有高见，他的《谈新诗》系列文章，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新诗与旧诗的关键区别，他说：“我以为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于白话与不白话……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是则要是诗的……”。

　　废名认为旧诗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调子一样的东西，用“诗的”形式掩饰实际上散文可以表述的内容而已；而新诗却要回归到真正的诗的自由的生发方式中去，“用韵不用韵都没有关系……新诗所用的文字其唯一的条件乃是散文的文法，其余的事件只能算是诗人作诗的自由了。”真正的好诗不靠“诗的”修饰也能传递强烈的诗情。

　　这一点在林庚所向往的“自然诗”处又得到深化，后者期待一种“如宇宙之无言而含有了一切，也便如宇宙之均匀的，从容的，有一个自然的，谐和的形体”的诗。最终他也走回自由诗，但他重新思考了自由诗之“自由”：“许多人仿佛觉得自由诗不过是形式自由的诗而已，这尤其对写诗的人们，实是今日自由诗的危机。”

　　林庚担心的，就是日后无数写作肤浅的诗体散文的诗人的“自由”，他们给不假思索地鄙夷新诗的读者造就了大量攻击新诗的例子。自由诗的自由在于诗情运行的自由，分行只不过是诗人给读者感受其内心节奏所提供的方便而已，新诗最优秀的几本诗集中，鲁迅的《野草》、商禽的《梦或者黎明》都是散文诗，不分行也毫不妨碍一个认真的读者感受他们内心的波澜曲折。

　　“自由诗所以永远予人以新的口味，而更因其整个都是新的，其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乃也是当然的事”——林庚对新诗遭遇的责难早有预见。接受新诗与否，考验一个人对语言的认识，在于他期待语言是一种活的、不断更新的思维方式，还是认为现有的语言已经足够乘载他的思维。

　　所以就有了景教授“旧体诗直到老年仍然能继续创作”这句有趣的话，我不厚道地联想到一个笑话：“老干部体诗歌”。为什么中国盛产“老干部体诗歌”？不只是因为老干部比较多，很多见识新、广的知识分子，提笔写旧体诗仍然难逃“老干部体”的滥调，这正揭示了旧诗形式所纵容的偷懒是如何直接影响诗质的。旧诗的套路太多，平庸的思想易于安置（大量“计算机作诗软件”都能作过得去的旧体诗，就是一例），不平庸的思想也往往需要削足适履被套路化，只有充分自觉警惕这一点的旧体诗创作大师才能多少避免。

　　景教授的文章强调诗歌要回归个人，这点无可厚非，实际上诗的发展就是不断回归、深入个人内心的过程，但是光这样并不够。回归个人与参与公共议题，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不断循环、后浪前浪地轮替着的诗歌追求，个别大诗人能够兼之。

　　上世纪末大陆的新诗逆集体化需要而再生，一度对政治、入世的写作有着洁癖般的回避，但这种回避又不可避免带有政治隐喻。而古诗呢？群、兴、怨都和集体有关，学习古诗中的诗人与世界之关系，才是新诗的当务之急，处理内心朝圣，新诗有更灵活丰富的方式，面对集体，它却欠缺古诗的从容。

　　为什么公众乐见的诗都是套路？或者说，为什么经典与套路的分野如此模糊，大众无从分辨、也懒得分辨？这涉及到审美心理的习惯问题，一般读者会顺应自己的审美积累去寻找适合自己局限的作品，只有高要求的读者和创作者会寻求超越自身审美局限的作品。后者常常落得“难懂”、“疏离”等等评价，但正是后者的不断破和立，为后代读者开拓更广阔的审美空间，经典的诞生之初都是前卫的。

　　

　　

　　而说回种种媒体上的诗歌大会、竞技PK，本质上是反诗的，董仲舒云：“诗无达诂”虽然说的是诗经，实际上也可以指大多数的好诗——诗与其它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开放性，没有固定的解释，越好的诗越是众说纷纭。但竞技需要标准答案，需要规矩，反而扼杀了诗为读者所培养的想象力。

　　景凯旋教授的文章，最后一句我最为认同：“诗歌从来都是流淌于生活之流中，润物无声。它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但却能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既然如此，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就必须创造二十一世纪的审美，让新的诗去深化我们对这个骤眼看毫无诗意的时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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