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11月 12, 2005

自由與平等

上層社會的人要求自由,
下層社會的人要求平等,
執政者無法調和它們,
將面對國家動亂!

眉開眼笑的有錢人,
聽不見窮人的哭泣,
執政者必須聽見,
清清楚楚聽見!

一片麵包,
因太多窮人爭奪而碎裂,
執政者別逃,
那是你的碎裂!

4 Comments:

At 6:59 上午, Anonymous seed said...

那個失意的父親
帶走三名子女共赴黃泉
看著報紙
眼前模糊成一片苦海
字跡載沉載浮
一顆顆黑色
頭顱

 
At 8:06 上午, Anonymous vivi said...

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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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8:19 上午, Anonymous chen said...

林詩展:秋的俳句

1 思念

葉黃楓紅的北地

捎來紅葉二三片

上面寫著:除了思念還是思念



2 憶舊

一本舊書兩句題字

兩句:

一句浩瀚

一句柔情

歪歪斜斜的

隨意散步在扉頁裡

那是哪一年的本事

不經意掉入我們隨意的話題

時間已遠航 記憶留在扉頁裡



3 本事

從前看電影總留下一份本事

借秋天的陽光

讀一讀老電影的旁白

讀一讀心裡的獨白

竟然將無聲黑白的歲月讀成了一份彩色的溫馨

在這樣發黃的午后 趕場最令人回味



4 照片

泡一杯炭燒的藍山

翻閱一張張威斯康辛州梅鎮的深秋紅楓

悽美之外彷彿留有咖啡的炭燒味

午後的秋陽懶懶地散步在窗外

彷如正在替對面屋簷上的那群爭執的麻雀解圍

而照片上的楓葉依舊

落了滿地悽美

只有我獨自泡在咖啡的炭燒裡

回憶曩昔

                寒林寫于1998.深秋

 
At 9:41 上午, Anonymous 鋼鐵煉金術 said...

論達爾文進化論
.是有史以來最邪惡的歪理邪說

●上貼者: 鋼鐵煉金術

先不說作為學說本身進化論是多麼荒謬,我想說的是由進化論產生的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主義為殖民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殖民主義者又以其殘酷的殖民行徑將它強加給被奴役的國家和民族,從而導致這種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為核心內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全球的泛濫,以至幾乎所有的人,無論是否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概念,都深受其影響。而這種思潮,正是造成全球社會環境與生態環境極度惡化之現狀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想克服愈演愈烈的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就必須弘揚以“仁愛”、“慈悲”、“無為”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嚴肅的批判,肅清其流毒,以求改弦更張,除舊布新,為人類社會謀求一條和諧發展的正確道路。
一、從進化論到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達爾文的進化論演繹而來的。因此,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要從達爾文的進化論談起。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地球上的生物,隨著環境的變遷,有一個由低級生命形態向高級生命形態逐漸進化的必然趨勢。
進化論有正確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其正確的一面在於:地球上的生物的確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適應生存環境變遷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變異的;這種變異,在每一種生物身上都絕無例外;若不能隨著環境的變遷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則必然遭到滅絕。其錯誤的一面在於:生物的進化實際上只發生在同一個物種之內,而不發生在不同物種之間,即不存在一個物種向另一個物種進化的現象;至於最終得出“人類由猿類進化而來”的結論,則純屬荒誕的臆測。儘管各個物種的出現有著時間先後的差異,但並不能以此推斷後出現的物種是由先出現的物種進化而來。
關於進化論,目前在學術界已遭到越來越強烈的批判,歐美一些國家已將進化論從中學的教材中撤掉。對此,就不再贅述了。

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問世之後,斯賓塞提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可以和生物有機體相比擬,社會與其成員的關係有如生物個體與其細胞的關係。作為一種社會學理論,斯賓塞這種觀點無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學中的遺傳、變異、自然選擇等概念引進社會學,就未免有些牽強;至於他把生存競爭作為社會發展的規律,則完全混淆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本質差異。與斯賓塞同時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論》中,根據自然界“食物鏈”現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並以此解釋社會現象。
社會達爾文主義有其學術價值,不能完全否定。這裡所要批判的,主要集中於一點:就是將自然界的生存競爭規律搬到社會學的研究中來,公開主張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公然將以強凌弱的強權主義宣稱為“社會倫理”。

對比於佛法“眾生平等”的主張,可以說,佛法是把動物人性化,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則是把人類獸性化。

正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理論依據”,早期資本主義才得以“理直氣壯”地在各國內部對廣大民眾施行壓榨和掠奪,並進而在全球範圍內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發動殖民戰爭,實行殖民統治,進行殖民掠奪,以實現其原始的資本積累。因為,按照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的“倫理”,“強者”可以欺凌和壓榨“弱者”;“優秀民族”可以掠奪、統治乃至任意宰割“劣等民族”。顯然,殖民主義最重要的“理論武器”,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至於納粹德國自認為日爾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日本軍國主義自認為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並進而對其他國家和民族實行瘋狂的蹂躪和屠殺,則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歪理邪說所產出的最殘暴的怪胎!

本來,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歪理邪說根本不具備任何真理性,也不難加以批駁。可是,由於殖民主義者依仗其船堅炮利,強行把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各國置於其威脅和統治之下,結果使受到侵略和奴役的國家也被迫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以激勵自己國家的民眾發憤圖強、救亡圖存。因為,儘管你可以否認它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卻不能無視國破家亡的嚴酷現實。就這樣,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槍炮和血腥的支持下,而不是在平等的論辯中,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大肆泛濫,成為強權主義者欣然接受和遭受奴役者被迫接受的“普遍真理”。

最近一百多年間,為什麼中國眾多的“思想先驅”極力主張富國強兵?歸結到一點,就是“落後就要挨打”。這是面對亡國滅種的血腥教訓所得出的結論,是為了以暴抗暴不得已而接受的“真理”!

問題的癥結在於,什麼是“落後”?也就是說,究竟應當以什麼標準來評判“先進”與“落後”?可悲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把這個評判標準定為財富與武力,而且主要是武力(因為勝者可以掠奪財富,而敗者則要喪失財富)。這純粹是強權主義的霸道,或者質言之為強盜邏輯!

若論思想文明的高度(即主體思想的真理性),東方文明遠遠高於西方文明。然而,東方文明注重內在的精神升華,具有以“和”為核心的非暴力特質;西方文明則注重外在的物質財富,具有以“爭”為核心的暴力特質。這就決定了東方文明不可能像西方文明那樣強悍。
在中國,以儒、釋、道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所推崇的是仁愛、慈悲、無為,是以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為最高價值的。在印度,則是以甘地的“非暴力主義”為代表的和平傳統。這種東方文明,體現了宇宙萬物的自然法則,具有無可辯駁的真理性,可是,僅僅因為不如西方文明那樣強悍,就被判定為“落後”乃至“愚昧”!顯然,這種評判不是基於理性,而是基於武力,因而是對真理的褻瀆!
由於被判定為“落後”,從上個世紀末葉的“洋務運動”以來,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開始受到貶抑和否定;到了本世紀初葉“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華傳統文化更遭到致命的打擊與摧殘。
“五四”運動的最大悲劇,就是“在潑掉洗澡水的時候,連同洗澡的孩子一起潑掉了”。即以“五四”旗手之一的魯迅為例,他在批判庸醫誤人的同時,卻把整個中華醫學都否定了;他在批判阿Q式國民劣根性的同時,也把整個中華民族的善良與敦厚給否定了。整個“五四”運動就這樣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狂潮中,使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元氣大傷,奄奄待斃。
我這裡毫無責怪前人之意。在當時面臨亡國滅種的嚴峻形勢面前,為了以暴抗暴、救亡圖存,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許是唯一的選擇。然而,當歷史翻到新的一頁,我們有必要回過頭去作一番理性的思考,既不能無視當時的困境,也不能否認確實存在的嚴重弊端。唯有通過冷靜而深刻的反思,認清這種被迫接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惡劣而深遠的影響,才能如實地去偽存真,為未來探明一條正確的道路。
中國被迫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歪理邪說,是全世界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國家的一個縮影,即全世界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國家都是這樣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被迫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就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既是“強者”施暴的需要又是“弱者”抗暴的需要,經過這一個多世紀的逐步滲透和相互感染,本為歪理邪說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終於成為全球幾乎所有國家所有人士都自覺或不自覺認同的“真理”了!很多人也許連“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名稱都不知道,但他們都毫不懷疑“強者就該欺壓弱者,弱者就該被強者欺壓”,因而也都企圖成為“強者”。這其實正是沒有冠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於此可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毒已經深入到幾乎每一個人的骨髓,人們(甚至包括學富五車的“名流”之輩)已經麻痺到不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什麼毒性的地步了!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的惡果

1、為了“強兵”而競相擴充軍備

20世紀人類的一大“傑作”,便是軍事裝備的突飛猛進,世界各國的軍備擴充和軍費增長狀況,也許只能以“瘋狂”二字來加以形容了。

——這一百年的軍費開支,比人類有史以來五千年的總和不知還要多出多少倍,甚至20世紀末每一年的軍費開支也要比以往五千年的總和多出許多倍。現在全球每年的直接軍費支出高達8000至10000億美元(這還不算那些為了軍事目的而間接支出的巨額費用),前幾年稍有削減,近兩年又有所增長。

——這每年近萬億美元的軍費,按全球人口平均,就是每人每年近200美元。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個數字相當於人們全年收入的一半;而對於最貧窮國家而言,這個數字則接近人們的全年收入。

——人類製造出來的核武器曾經多達5萬件;前些年美俄兩家簽署協議,同意銷毀三分之一,至今也不知究竟銷毀了多少;而另一方面,在原有的美、俄、英、法、中五個“核大國”之外,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已相繼加入了這個“核俱樂部”,伊拉克等國也躍躍欲試,甚至連窮得餓死數百萬人的某個國家也不顧一切地積極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這麼多核武器如果全部派上用場,可將整個人類毀滅幾十次。

——所有這些武器裝備(尤其是核武器),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唯一的用途便是相互殘殺,以備毀人和自毀。這是多麼巨大的浪費?又是多麼荒謬的邏輯?
——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數千萬人遭到屠殺,使上千座城市變成廢墟,使無可估價的眾多人類文明毀於一旦,這可算作軍事爭鬥“最輝煌的業績”。此外,那彼伏此起連綿不斷的區域性戰爭、國家間戰爭、民族間戰爭以及政治勢力之間的戰爭,幾乎每天都在奪走生命和財產,這可算作軍事爭鬥的“日常性作業”。

所有這一切,究竟為了什麼?就為了爭強鬥勝——唯有戰勝別人才能證明自己的強大,而唯有強大才能證明自己的“優秀”。這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典型邏輯”。

2、為了“強兵”就必須“富國”,而“富國”最有效的手段便是工業化,於是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了工業化道路。

國富是兵強的物質基礎,離開了這個物質基礎,兵是強不起來的。

這個物質基礎從何而來?

西方國家率先通過“工業革命”走上工業化道路;與此同時,他們因國富而兵強,因兵強而發動殖民戰爭、實行殖民掠奪而大增國富,因國富大增而兵力愈強,因兵力更強而掠奪更甚。正是在這樣的循環和工業化的進程中,西方殖民國家擁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面對國破家亡、屍橫遍野、遭掠受辱的殘酷現實,被欺凌被奴役的國家怎麼辦?唯一的選擇,便是仿傚西方殖民國家去強兵,以求達到以暴抗暴、雪恥救國的目的;而為了強兵,也只能仿傚西方殖民國家走工業化道路以求富國。就是這樣,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必須搞工業化,結果導致世界各國都沿著工業化“一條道走到黑”這樣的怪事——發達國家在前面跑,發展中國家在後面跟,亦步亦趨,不偏不離,全然不去過問這條道路是對是錯?對在哪裡?錯在何處?其盡頭又是什麼?

其實,工業化是一條被繽紛的色彩掩飾起來的毀滅之路!

如果要將這個判斷充分展開,需要一本專著的篇幅,至少也要一篇數萬言專論的篇幅,因此,這裡只扼要地提出兩個論點:其一,這條路是少數國家走得通而多數國家不可能走通的路;其二,這條路的盡頭只能是人類的毀滅。

先談第一點,為什麼說工業化道路是少數國家走得通而多數國家不可能走通的道路?

先讓我們看看當年那些“列強”為何要發動殖民戰爭,說到底,不就是為了掠奪資源和拓展市場嗎?

工業化固然帶來了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發展,但這種發展要靠大量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來支撐——離了大量的資源,產不出那麼多東西;離了廣闊的市場,銷不掉那麼多東西。缺了其中任何一項,高度的生產力水平都無法維持。這就註定了從“圈地運動”到海外擴張的必然性。

正是通過殖民戰爭,“列強”得以從“列弱”那裡源源不斷地奪取原料、材料、燃料、金錢和勞動,甚至乾脆把數以千萬的黑人作為奴隸販運過去。同時,正是通過殖民戰爭,“列強”迫使“列弱”開放市場,任其傾銷商品,從而得以聚斂更多的財富。
這就說明,工業化的進程必須依賴從別國那裡霸占超份額的資源和超份額市場,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日本)尤其如此,而且,工業化程度愈高愈是如此。當年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如此,而今到了“後工業化“的時代仍然如此,特別在市場方面,發達國家更加依賴國外。
美國和日本的人口加起來只占全球人口的8%左右,但這兩個國家所耗費的資源卻占全球每年出產資源的一半左右。美國是全球石油生產第一大國,同時又是石油進口第一大國。至於日本,本身的資源更是嚴重匱乏,絕大部分資源都要靠從國外進口。此外,這兩個國家的市場覆蓋率幾乎遍及世界所有國家,他們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份額將近全球的一半。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倘若這些發達國家把國門關閉起來,既不進口資源也不出口產品,他們能夠維持經濟的運行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特別像日本之類的國家,也許要不了一年半載,經濟就將全盤崩潰。這就是說,所有在工業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發達國家,都是依靠多占的資源份額和多占的市場份額才得以生存的。換言之,所有發達國家都是以其他國家的不發達為前提的。說得再露骨一點,發達國家之發達,是以對不發達國家的剝奪與侵害為前提的。那麼,如果世界各國全都通過工業化成為發達國家,在資源和市場方面所需的“超份額”從何而來?沒有這種“超份額”,高度的工業化如何實現與維持?由此不難看出,工業化道路只能是少數國家能夠走通而多數國家絕不可能走通的。
事實上,“列強”正是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通過殖民掠奪把“家底”墊厚起來的。而在那以後,由於“馬太效應”(即愈是富有的便愈容易積聚財富,而愈是貧窮的則愈容易喪失財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差距越拉越大。三百年前,富國與窮國差距很小(最多不過數倍而已);今天,富國與窮國的差距則達到100多倍(最富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30000美元,最窮國人均國民收入不足300美元)!
當年,我們那些到外國見過世面的“思想先驅”們,總是感嘆人家的繁榮、進步與文明。然而,只要我們透過表象去把握本質,便不難發現:這種“文明”是靠被奴役被掠奪者的屍骨來奠基的,是靠被奴役被掠奪者的身軀來支撐的,而且通體浸漬著被奴役被掠奪者的血汗!簡言之,這種“文明”豪華典雅的表象掩蓋著殘暴血腥的本質!
如今,我們許多到外國見過世面的“思想前衛”們,也總是對人家的物質享受和生態環境嘖嘖讚嘆,甚至有人說:“真不想回國!”然而,他們是否想過,這樣的物質享受究竟是怎麼來的?這樣的物質享受對其本人意味著什麼?這樣的物質享受將招致何等嚴重的惡果?他們是否知道,這些國家的生態環境究竟是怎樣改善的?其生態環境的質量究竟該如何評價?其生態環境的優化對發展中國家意味著什麼?

限於篇幅,這些問題,我不打算一一展開來回答,只是概括地說一句:今天的發達國家,跟一個世紀以前的殖民狀態並無本質區別,只不過方式更迂迴、手段更巧妙、表象更迷人、本質更隱蔽,其實依然建立在損人利己的血腥之上!

再談第二點,為什麼說工業化道路的盡頭只能是人類的毀滅?

工業化道路並不是人類的正確選擇,也不是人類的自願選擇,而是在弱肉強食的嚴酷現實面前被迫作出的選擇,加之經過上百年的潛移默化,在人們的頭腦中刻上了“理所當然”、“唯一正確”的印記,從而幾乎沒有人懷疑其“正確性”了。

可是,工業化道路本質性的弊端,並不會因為人們認識上的錯誤而永遠掩藏不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本質性的弊端終於暴露無遺了。

工業化道路本質性的弊端究竟是什麼?這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即如前文所述,任何一個國家工業化的實現,都離不了超份額資源和超份額市場的支持,這就排除了所有國家都實現高度工業化的可能性;其二,工業化是以地球資源的“透支”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這就決定了工業化必然是一種短期行為(相對於人類的歷史,工業革命以來的三百年也屬於“短期”),因而也就只能是一條不可持續的自絕之路。

質言之,工業化道路的根本弊端在於它的兩個必備前提:一是對他人(他階層、他民族、他國家)的剝奪;二是對自然的剝奪。既然是以剝奪為前提,其殘酷性、破壞性和必然毀滅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關於對他人的剝奪,前面已經談了;這裡著重談一下對自然的剝奪。

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恩格斯即已發出警告:“人類對大自然的每一步征服行動,都會遭到大自然加倍的報復。”可是人們對此置若罔聞,依舊爭先恐後、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地掠奪和破壞自然,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才相繼從昔日的酣夢中驚醒,預感到末日之將臨!

正因為如此,當聯合國在80年代末提出“可持續發展”思路的時候,很快便得到世界各國的積極響應。可是,十餘年時間過去了,全球的經濟並沒有轉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甚至連轉入這種良性軌道的跡象也沒有。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根本的原因在於,世界各國政府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認識至今依然相當膚淺與模糊。他們普遍以為,將現有的經濟模式稍加調整,或者上幾個“可持續的”項目,就算是“可持續發展”了。他們沒有認識到,之所以提出“可持續發展”問題,就是因為迄今為止的經濟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而“可持續發展”模式是對現有經濟模式的本質性否定。只有徹底反思和擯棄以往的發展模式,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核心是什麼?就是“和諧”二字——能和諧便能持續發展;不和諧便不可能持續發展。既然工業化道路的根本弊端在於對他人和對自然的剝奪,絕無“和諧”可言,那麼,十分明顯,“可持續發展”模式便是對工業化道路的根本否定。

既然工業化道路是絕對不可持續的,而當今世界各國依舊把工業化視為“至寶”,依舊沿著工業化道路趨於若鶩、爭先恐後,又怎麼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呢?這就是當今世界各國一方面嚮往“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又背離“可持續發展”的矛盾狀態。

3、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以動物界的“弱肉強食”現象來看待人類社會,是把人類獸性化,其結果只能是人類社會的頹敗,而不是真正的進步。

第一,動物界的“弱肉強食”現象,發生在物種之間,而不是發生在同一個物種之中。人類社會雖有國家、民族、職業、階層等等差異,但統統屬於人類這同一個“物種”,怎能公然宣揚自相殘殺、自相吞食呢?

第二,人類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人類是有理性、有智慧的,怎能讓人類去學動物那樣只講“力”而不講“理”,或者以“力”論“理”呢?

第三,人類獸性化,其理性必然遭到泯滅,其智慧也必然被引向爭鬥、殺伐、陰謀、貪婪的歧途。而且,人類的智慧一旦與獸性結合,必定更加陰險、狡詐、殘忍、惡毒,比野獸更甚十倍、百倍!這從德國納粹集中營和日本軍國主義“731部隊”那令人發指的暴行可得到充分的印證。
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全球的泛濫,只能導致人類向獸類的退化,甚至是向比獸類更獸類的退化,而絕不可能有利於人類向更美好的生命形態進化。

美好的生命形態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和諧的生態環境、和睦的人際關係、和悅的內心世界。因為,這體現了優良的生存質量和優良的生存狀態。

可是,現實的人類社會如何呢?生態環境滿目瘡痍,人際關係劍拔弩張,內心世界充滿自私、狹隘、緊張、壓抑、浮華、煩躁、矛盾、晦澀……這有什麼美好可言呢?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頹敗呢?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出現以前,人類歷史上也曾發生許多爭鬥與殺伐,但那畢竟主要是出於維持生存的需要,不像殖民戰爭那樣基於貪婪慾望的支配。尤其重要的區別在於,以前的爭鬥往往是“以力開局而以理融通”;而殖民戰爭以來卻是“以力開局又以力強制”。

所謂“以力開局而以理融通”,例如中國歷史上曾不止不一次地出現外族入主中原的情況,儘管最初都是靠武力而得逞的,但後來都形成了各族文化相互輝映、彼此融合,進而得以共同升華的局面。整個中華文化,正是以華夏文化為主幹,融匯東方各族文化(包括印度文化)而蔚然壯觀的一派巨流。數千年的文化融通,使中華文化千姿百態、異彩紛呈,而儒家之仁義、佛家之慈悲、道家之無為,始終居於主體和核心的地位,因而整個中華文化之樂章始終貫穿著“和諧”的主旋律。整個歷史進程,是一個文化融合的過程。
所謂“以力開局又以力強制”,就是靠武力得逞之後,仍然靠武力和財力強制推行其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前文已經談到,東方民族是在國破家亡的血腥現實面前,為了救亡圖存而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的,並不是通過平心靜氣的平等交流和理性思辯而認可西方文化的。

翻開世界近代史,如果作一個最簡潔的“素描”,那就是:“列強”以武力掠奪財富,以財富保障武力,並通過國際貿易的“馬太效應”一步步榨取“列弱”、一步步推行“西化”的過程。

因此,這個過程必然是一個文化衝突的過程——西方文化以“爭鬥”為特質,東方文化以“和諧”為特質;西方文化以武力和財力作後盾,在全球強制推行“西化”;東方文化本不願意“西化”,卻沒有實力抗拒“西化”,因而在痛苦中“西化”,又在“西化”中加深痛苦。所謂“文明衝突論”,正是基於這種現實而得出的結論。

西方文化理念的主幹是什麼?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主張的“弱肉強食,物競天選”。

西方價值觀念的主體是什麼?就是由“弱肉強食”理念所決定的武力與財富。

可見,正是由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出現,西方文化擁有了強大的“理倫武器”和強大的實力後盾,才得以在全球成為“主流文化”。

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的惡果,除了前面第一點所說的競相擴充軍備、軍事衝突蜂起和第二點所說的資源銳減、污染劇增、生態破敗之外,還有這第三點:道德墮落,犯罪猖獗,社會動盪,人心叵測。

由於對財富的傾慕與追逐,人們的慾望惡性膨脹,紛紛拜倒在金錢的腳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金錢的奴隸,不惜以自己的臉面、人格和良心去換取金錢,導致金錢至上、人欲橫流、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可悲現實。道德的墮落,便像決堤的洪水一樣,必然地泛濫成災了。

對財富的追逐,必然導致你爭我奪、爾虞我詐,加之對暴力的崇尚和渲染,犯罪便越來越猖獗,社會便越來越動盪,人心便越來越暗昧、冷漠、乖張、險惡!

驕奢淫佚,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直是貶斥的對象,如今卻被冠以“現代”、“前衛”、“新潮”、“瀟灑”而成為標榜的對象。這便是上述世風頹敗的一點寫照。

世人一旦沉迷於外在的財富、權勢、浮華、暴力,便必然背離內在的良知和真實的自我,也就絕不可能趨於美好的生命形態,而只能趨於淺薄、浮躁、偏狹、顛狂的病態。

三、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克服當代社會各種危機的必要前提

當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危機,分兩個大類:一類是生態危機,包括環境污染、資源銳減和人口劇增,這是世界各國公認的“全球三大危機”;另一類是社會危機,包括刑事犯罪、道德墮落和精神空虛,這是世界各國尚未公認的“全球三大危機”,儘管各國尚未公認,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在這三個方面不呈惡化趨勢,所以我認為同樣屬於全球性的危機。

為了對付這兩個類別的“六大危機”,世界各國投入了巨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卻完全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些危機繼續加劇的勢頭——在某些地區的某些方面似乎情況有所好轉,但就全球而言,則沒有任何一個方面稍有好轉,全都在不斷惡化。

為何如此呢?關鍵的一條,就是因為普遍停留在“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種“對症治療”的膚淺的思維層次上,重“治標”而不重“治本”,儘管有時也深入了一個層次或兩個層次,但都談不上“正本清源”。“治標”固然也有其一定的意義,但只有在“治本”的基礎上輔之以“治標”,才能真正起到積極的作用;如果只求“治標”而不求“治本”,便無異於“大鯀治水”,是必然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勞而無功的。

“全球六大危機”不僅是一股危害深重的“禍水”,而且是一派其勢洶洶的“洪水”。其源頭究竟何在?不在別的,就在於文化理念與價值觀念的大顛倒——應當肯定的,被否定了;應當否定的,被肯定了。

“和衷共濟”,這是人類應有的文化理念,卻被“弱肉強食”的獸性理念所取代。人格與良知,這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最高價值內涵,卻被浮華、虛榮、暴力、強權之類淺薄而短視的價值觀念所取代。

根本性的理念一顛倒,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必然隨之顛倒,加之上百年甚至數百年時間的推波助瀾、交相感染、潛移默化、恣意乖張,其結果便只能是濁浪滔天的一派洪水了!

“可持續發展”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目前情況下,又只能是一種良好的願望而絕不可能得以實現的。以下,就讓我們適當地展開來加以論述。

“可持續發展”看起來只是一個經濟發展模式問題(狹義的、片面的生態文明觀念),實際上卻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問題(廣義的、全面的生態文明觀念)。因為,經濟活動作為人類社會全部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其它各個方面的制約,如果其它各個組成部分依舊沿著“不可持續”的方向運行,又怎能設想經濟發展模式單獨走上“可持續”的軌道呢?

“可持續發展” 的實質何在?我認為正是恩格斯所強調的“實現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頁),唯此才是化解一切危機的根本途徑——實現了“人類同自然的和解”,即可化解各種生態危機;實現了“人類本身的和解”,則可化解各種社會危機。顯然,只有實現上述全面的和解,實現廣義的生態文明,整個人類社會才能得以健康而持續地發展。

進一步看,“可持續發展”實質上包含著人類同自然及人類本身兩個方面的和解,這兩個方面和解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我認為,這兩者的關係不是並列的,而是因果相依、相輔相成的。
說兩者之間“因果相依”,是因為“人類同自然的和解”要以“人類本身的和解”為基礎、為保障,即只有實現“人類本身的和解”,才可能真正實現“人類同自然的和解”;而只要實現了“人類本身的和解”,則“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便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反言之,沒有“人類本身的和解”,便無法達成正確的共識,也就絕不可能真正實現“人類同自然的和解”。目前全球的狀況正是如此—— 一部分人辛辛苦苦地營造自然,維護生態;大部分人卻肆無忌憚地掠奪自然,破壞生態。因而儘管在局部地區、局部方面有所成效,卻全然無法遏阻整個世界各種危機不斷惡化的勢頭。這種狀況不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可持續發展”豈不只能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嗎?

說兩者之間相輔相成,是因為“人類本身的和解”為“人類同自然的和解”提供了保障,而“人類同自然和解”的進程又反過來促進“人類本身的和解”。如此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便可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這樣的良性循環持續不斷,便能讓整個人類社會健康而持續地發展下去,沒有後患而大有後勁。

再進一步看,人類社會健康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人類本身的和解”,那麼,又如何才能實現“人類本身的和解”呢?這就回到本文的主題了——唯有徹底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將人類從“獸性化”的泥潭中解救出來,恢復仁愛、慈悲、清靜無為的美好人性,才能達成正確的共識,才能真正實現“人類本身的和解”。

這就是說,正是由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泛濫,人類社會走上了一條只顧自己不顧他人、只顧局部不顧整體、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不可持續”的歧途,才導致當今人類所面臨的重重危機。因此,唯有徹底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人類回到兼顧自己與他人、兼顧局部與整體、兼顧眼前與長遠的“可持續”的正道,才能克服重重危機,創造美好未來。所以說,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克服重重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

回覆正道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從目前以西方文明為主流轉變為將來以東方文明為主流,其中又以儒家之“仁愛”、佛家之“慈悲”和道家之“無為”為主體。

這並不是要以東方文明去“戰勝”西方文明,而是要以東方文明去“融匯”西方文明。因為,東方文明的特質便在於“和”——和平、和諧、和樂、和祥之“和”,有若七彩同輝而又各呈異彩、千姿百態而又渾然一體。東方文明既然不像西方文明那樣具備“爭”的特質,又何從談起戰而勝之呢?

所以,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徹底批判,絕不等於對西方文明的全盤否定,而是意味著對西方文明的如實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揚利抑弊,扶正去邪。這個過程,是理性的,是非暴力的,是無痛苦的,因而是有利無害、皆大歡喜的。這是最高層次的“文明融合論”。

當然,要想把這些道理宣揚開去,讓所有人都理解、都接受,肯定是路途漫漫而困難重重的。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毒,幾乎在所有人的頭腦中都是根深蒂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目前幾乎在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學藝術和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都占著主導地位。

然而,由於人類已經深深陷入生態與社會兩個方面的“六大危機”,而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又是克服種種危機的前提,加之這種批判過程的高度理性、有利無弊,相信人類社會為了有一個長遠而美好的未來,最終還是能夠理解和接受這些道理的。

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只能從理論界開始,通過討論和辯論,激濁揚清,澄清是非,達成共識;然後通過媒體逐步擴大影響,通過教育逐步深入人心,最後通過議會影響到政府決策,才能使整個社會從各個方面去肅清其流毒,改弦更張,除舊布新,走上一條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實現全球全方位的生態文明。這是一條全人類的幸福康莊之道,也是一件造福子孫後代的千秋功業。總而言之,人類社會唯有掙脫相爭相殘的“獸性化”的惡浪,匯入相敬相親的“人類之愛”的善流,才能夠徹底改變危機重重的現實,邁向和樂融融的未來。

在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問題上,必須通過東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深入研討,讓西方學者心悅誠服地認清西方文化中“爭”的特質及其弊端,認清東方文化中“和”的特質及其哲理。所以,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是東西方學者共同的歷史使命,當然,這首先有賴於我們自己弄清中華文化中“和”的特質及其哲理。

作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振興中華”我們責無旁貸。然而,究竟什麼是真正意義的“振興中華”呢?是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爭霸世界嗎?不是。“振興中華”的真正意義,應當是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真研究,積極弘揚,以和平、和解、和睦、和諧、和樂、和祥之光輝真理奉獻於世界,造福於人類。由於這是利濟眾生、不樹一敵的,因而也才是真正無敵於天下的。這是中華學子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也是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應當作出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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