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論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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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new/nov/25/today-p3.htm
《星期專論》
「起而行」不如「坐而言」
─有所期於臺灣論政文化的再起
◎向陽

國史館下週四、五兩天將在國家圖書館舉辦「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討論會，針對戰後重要的檔案進行深入探討，希望透過學術研究、釐清，重建戰後臺灣歷史真相，檢討臺灣從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政治的歷程。我因為研究雷震與《自由中國》，應邀發表論文，好幾個晚上，重新翻閱《自由中國》半月刊，以及五年前國史館根據國防部移交的雷震案檔案，以《雷震案史料彙編》系列為名所出版的《國防部檔案選輯》、《雷震獄中手稿》、《雷震回憶錄焚毀案》、《黃杰警總日記選輯》，和四年前我為遠流出版公司校註的《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面對泛黃的雜誌、官方檔案，以及我曾在無數個夜晚苦心校對、註解的雷震手稿，在冷凝的燈下，想到當年雷震以其對民主自由與人權的信仰、無懼兩蔣威權，透過《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違憲三連任、要求政黨政治、籌組反對黨，最後被捕，遭蔣介石親自指揮法院辦案，處以十年徒刑的論政風骨，對照今日臺灣論政文化的消沉，更覺史料斑駁，寒氣逼人。

回顧雷震與《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創刊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迄今將近一甲子；雷震被捕於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迄今也有四十七個年頭。從擁蔣而創辦《自由中國》，宣揚民主反共，到貫徹民主理念，反蔣、組黨而下獄，雷震個人雖然因此遭逢人生最嚴苛的劫難，卻為戰後臺灣的民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戰後臺灣的論政文化奠定了基礎。雷震案發生的原因，如今已因為蔣介石在公文上的批示而真相大白，雷震在臺灣人民心中被紀念，當年的獨裁者則躺在冰冷的石棺之中；軍法判決成為政治犯的褒揚令，「手諭親批」則成為獨裁者為自己預留的證書。這就是歷史的嘲諷與審判，它來之也晚，卻絕不含糊。雷震案如此，美麗島事件如此，戒嚴年代眾多政治案件，無不如此。在轉型正義尚未付諸實現之前，這或許是所有曾遭受白色恐怖政權加害的受難者稍可告慰之處吧。

作為一份追求自由與民主真實價值的媒體，《自由中國》見證了一九六○年代的臺灣政治生態，也引領了隨後而來浩浩蕩蕩的台灣民主潮流。在反共的年代，它因反共而生，卻為落實民主而死。總計十一年二六○期的《自由中國》，為了軍隊國家化、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和基本人權等議題而吶喊。在國民黨箝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之際，它寧鳴而死；在蔣介石佯稱「俯納民意」以為祝壽之時，它果然不默而生；它反對獨裁者違憲連任，它主張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即使被蔣經國以「思想毒素」發動黨政軍特和媒體進行彌天蓋地的「總攻擊」，也不為所動；最後更在雷震主導下，串連臺灣本土政治領袖籌組「中國民主黨」—這一切的作為，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讓臺灣脫離獨裁統治，邁向民主、自由、人權三者兼具的正常國家。當年雷震和《自由中國》撰述群、「中國民主黨」籌組菁英的夢，如今多已實現。

筆的力量有時勝於劍或槍彈

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從「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這一連串的雞鳴，方才叫醒了臺灣的天。筆的力量，有時勝於劍或槍彈。

遺憾的是，類似《自由中國》、《美麗島》等這類知識份子論政刊物，在臺灣終於走上民主之路之後，反而漸趨沉寂、萎縮。除了少數政治新聞雜誌仍持續發行之外，我們已經看不到像《自由中國》這樣不以新聞而以評論見長的刊物。政治文化論述的不再／不在，無寧是我們這個民主轉型尚未徹底完成的社會的損失。今天的臺灣，坐而言的知識份子過少，起而行的政治人物太多，造成了以零碎議論為宗、匱乏縝密論述的論政模式，以及以選舉語言取勝、政治口號喧天的參政文化—或者反過來說，零碎議論、選舉語言的風行，也導致了理性論政模式和實踐參政文化的退縮？

盼能再聽到轟天之雷

比較起五○年代的《自由中國》，七○年代以《美麗島》為首的黨外雜誌群，以及解嚴前後澄社、台教會等知識份子論述書刊的存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在藍綠惡鬥、國家定位不明的混亂時局中，風雨晦暝，人心難安，怎會反而聽不到轟天之雷、晨雞之鳴？雷震和《自由中國》為抗鬥獨裁統治奮不顧身、黨外年代《美麗島》等雜誌群為爭取臺灣民主前仆後繼的典範長昭，香火則有待續燃。不以政治的一時勝敗、個人進退為慮，而以臺灣的長治久安、國家發展為念的政論刊物的再起，或許值得知識界和籌組中的「第三勢力」斟酌計議。

（作者向陽，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