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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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略萨 出青楼入殿堂
云也退

　　与作家交谈要对症下药：除了文学，同俄国作家首选谈独裁，同德国作家最好谈哲学，同美国作家谈种族与身份，同拉美作家当然应该谈性。且看智利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20多岁出使南洋，身无分文地醉倒在烟花柳巷，靠着崇拜者的接济才缓过劲来。他还把这些事美滋滋地写入自传。《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美则美矣，通篇是欲火焚身的劲道。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同样不得了，娶了自己的姨妈，虽然后来离了，但已足够用来完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这部震动一时的小说。

　　可以说拉丁美洲的历史是被欲望，更直接一点说，是被荷尔蒙驱动的。政治与性，这一外一内主导(或者说搅乱)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在这块大陆上融合为一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体人。

　　高压军校与贫民区“天上人间”

　　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一本小说《城市与狗》里的故事发生于军校——那里的一群学生，不论出身纨绔还是低贱，生性凶横、狡诈还是懦弱，都是处事不分轻重，完全听凭即时感觉的家伙；因为没有女人，一条母狗自然而然成了这群少年心照不宣的发泄对象。作家在描写时几乎从不触碰人物心理，所有人都在军校管理者的高压下冷漠、孤独地踽踽而行。

　　拉美国家的军校，说白了就是孕育未来独裁者的地方，兽交可不是他们想要的好名声。因此政府震怒，以至于公开焚书，但是巴尔加斯·略萨亲自在里面待过，所以书写得逼真紧凑，很快赢得了赞誉。对他来说，世界观在此刻已经成型了，它直接生成了后来被称为“解构现实主义”的那种写法：线索多头并进，情节相互交叉，个人的经历、个性甚至容貌都埋没于蝇营狗苟的群像之中，全无精神救赎可能。

　　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二本书《绿房子》，国内第一个中译本译作《青楼》，同样是群像式的描写，同样取材于他自己的眼见耳闻：那是在1945-1946年，年方10岁的巴尔加斯·略萨随母亲在沙丘上的秘鲁小城皮乌拉生活了一阵，发现那里有座绿色的茅草屋。6年之后他中学毕业，重返故里，刚好到能逛它的法定年龄。作家后来回忆道：

　　“我也曾去过那座妓院。那里的气氛很怪，因为那座妓院很特别，是那种不发达城市型的妓院。它只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妓女都呆在里面，还有一支三人小乐队，由一个弹竖琴的老盲人，一个绰号叫‘小青年’的吉他手，一个貌似摔跤手的卡车司机(负责敲锣打鼓)组成(卡车司机名叫博拉斯)。……那时嫖客们到那里找女人，然后双双到外面的沙地上、在星光下寻欢作乐。那种情形我终生难忘。那是一段重要的插曲……”

　　这是拉美贫民区版的“天上人间”，虽然没有催情的灯火、幽秘的背景音乐，只有被无数人的体液浆得板结的发黄床单，纵欲之后的人们还得费力洗掉身上沾满的沙砾，然而，“绿房子”却是注册登记后合法经营的娱乐场所，不需要刻意去摆平周围的执法机关。在那里寻找人生乐趣不用照顾自己平日的身份，一躺倒就接上“地气”，赤条条地入天堂。性与政治有着同样的动力发生学，但在这个意义上又彼此补偿：社会上等级差异巨大的个体来到妓院里却惊人平等。

　　“绿房子”里也招待过巴尔加斯·略萨这样一表人才的小子。他像遇到墨水的海绵，拼命吸取当拉美作家必需的人生体验。我们在小说中能看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一样的鬼魅横行的现实，只是后者多了些超自然的、魔幻的成分，而前者完全是由于公共领域的腐败和个体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妓院里的见闻让巴尔加斯·略萨能正视人的共同本能。“这个地区的文明人几乎像印第安人一样地野蛮，那些卑鄙的资本家说到底也是一些穷鬼，也常常死于饥饿。”常年的独裁和贫穷使得人们生死无常，命运无所依恃，于是片刻狂欢的机会备受珍惜。基于这种观察，作家的批判立场就不能不带上一丝同情。

　　与姨妈结婚，与藤森竞选总统

　　人欲固为万恶之源——政治恐怖和性罪错皆系于此——但是有深度的作家不会简单地对其表达道德谴责。1973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出版，主人公上尉在军队中组织流动妓院，听来让人啧啧称奇。故事是黑色而讽刺的——既讽刺道貌岸然的军人政治，又讽刺不能自主的性乱，但是，巴尔加斯·略萨惟独不讽刺欲望本身。

　　肉欲对拉美小说家究竟有何意义？另一位拉美名家、阿根廷人埃内斯托·萨瓦托在《为肉体正名》一文中批评道：当今时代“摈弃了对肉体的认识能力，把肉体驱赶到纯客观的王国，全然不顾肉体是人性的支柱这一事实，把人变成了物……单纯的性生活是可悲的，它无法使我们摆脱原有的孤独。”这就需要动用心理学、文学和艺术去补救。萨瓦托接着说：“只有小说才能全部容纳纯真的思想、情感、激情、梦幻与神话。”也就是说，只有小说才能“为肉体正名”。

　　巴尔加斯·略萨也作如是观。如果说，《城市与狗》只是把野蛮的兽交作为观照性爱的惟一角度，以此表达一个年轻作家冰冷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在随后的众多小说，尤其在以他本人的第一段婚姻为题材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他就在着手用小说这一在他眼里“最高级的文艺形式”来探讨如何通过性爱来实现两个目的：其一是抵抗政治和群体性暴力，获得个人解放——毕竟“解放”是绝大多数拉美人长久惦念的身心感受；其二，就是完善人自己，让人接近完美。

　　今年74岁的巴尔加斯·略萨成名甚早，他的一生注定要靠在性爱与政治两个极端之间左右逢源来滋养创作：前者以同姨妈的婚姻为代表，后者则以20年前竞选秘鲁总统为顶峰。1988年，52岁的巴尔加斯·略萨还是放不下长幼恋的情结，写了中篇小说《继母颂》，正面描写了一个继子与继母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故事，随后又在1997年出版了《情爱笔记》，把这个故事续完：继子阿尔丰索用自己研究的奥地利艳情绘画作中介巧妙斡旋，最后让父亲利戈贝托和继母卢克莱西亚言归于好。在这两部小说里，《绿房子》中群体性的紊乱芜杂消失了，似乎象征着拉美历史脱离了政局混乱的、集体进退的现代，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经营私人空间的当代。阿尔丰索，在他那风姿绰约的“熟女”继母的怀抱里初尝情爱生活的滋味，写得既露骨、刺激又异常惟美，像一坛私家秘制的酒。

　　巴尔加斯·略萨1964年离婚，次年与第二任妻子帕特丽夏结缘。帕特丽夏有一双典型的、让男人想入非非的拉美性感红唇。《情爱笔记》中的尤物卢克莱西亚，既是阿尔丰索的继母，又是利戈贝托第二个妻子，显然集胡利娅姨妈和帕特丽夏两者于一身。读者几乎说不清哪些性体验是他的虚构，哪些又是他的亲身经历：对他来说，同性恋(不包括鸡奸)也好，长幼恋也好，意淫癖、目淫癖、窥淫癖、异装癖(只要没有虐恋)也好，都不能简单地用“变态”二字打发。它们是欲望的各种变形，尽兴地释放它们，能让个体——尤其是遭受社会环境或个人逆境凶险压迫的个体——得到雪中送炭般的拯救。

　　以性爱反抗独裁、抵御庸俗

　　这就是性爱促使人完美的地方：首先是关系发生的自决和平等；其次，更重要的，是性的真诚——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巴尔加斯·略萨的坦荡使其喜欢与人谈他与姨妈的恋情，他认为清纯少年倒在性感母亲的怀里，不啻是个完美的开始，通往一种无拘束的、奔放的、富有想象力的性情人生：“性爱的开始在一个人的历史上是一个根本时刻，这种开始愈是完美，施与他人生的效果就愈佳。”

　　在七旬高龄，巴尔加斯·略萨依然带着帕特丽夏东奔西走，一会儿担任国际自由基金会主席，一会儿去玻利瓦尔大学领博士衔，顺带批评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新作还连绵不断，可谓精力充沛。《情爱笔记》里的利戈贝托，在健朗、博学和想象力方面，可谓他本人的化身，但作家自己说他比愤世嫉俗的利戈贝托更懂得享乐，享受前辈和同辈的艺术和文学之乐。他甚至暗示，多彩的性爱是利戈贝托这种情趣高尚的知识分子应得的礼物，它刺激了后者的思想和艺术灵感，助其在拉美语境下发出反抗独裁、抵御庸俗趣味的声音。

　　文字中的“青楼”已成了某种逝去的象征。倒不是说名作家逛过的窑子就比图书馆还圣洁，但它确实比任何现实中的性交易场所更配得上精神牵挂。待到军政府的狼烟散去，《情爱笔记》把性的舞台搬到了宁静的室内，搬到了绛红色的天鹅绒床单上——读过小说的话，你一定会记得那许多与肉体缱绻一处、舔舐着蜂蜜的小猫。那里的性爱不再是青楼里的即刻纵欲，而是被艺术和思辨交相辉映的令人信服的完美。在人欲横行的拉丁美洲，巴尔加斯·略萨的欲望写作打开了自己在世界文学领域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