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小集》座談會

201703

風起雲湧的七○年代：台灣現代詩社與詩刊《陽光小集》座談會

楊宗翰：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楊宗翰，很高興能夠在這邊相聚。這次講座很特別，因為文訊雜誌從一月號規規劃了一系列風起雲湧的七○年代：臺灣現代詩社與詩刊專題。這個專題引起了愛詩人以及對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很多的討論，因為七○年代對我這個世代而言相對是比較陌生的。那是個波瀾壯闊，有點風險的年代，非常特別的時空。這一次我們專輯的列車一站一站開，開到《陽光小集》這一站。前面幾集跟各位報告一下，一月號是以陳芳明老師有參與的龍族為專輯第一期。二月號是兩個校園的重要詩社，高雄師範大學的風燈以及政治大學的長廊。三月號是以走過四十年歷史的秋水詩社為主題。四月號是《陽光小集》。之前的講座比較是內部的，這次則對外開放，讓更多人可以一起參加討論，並且聽詩人現場分享及朗誦作品。今天很高興請到向陽、陌上塵、陳寧貴三位當事人，另外還有七○年代現代詩研究專家，中興大學中文系解昆樺教授。今天有幾個問題想請他們談一談，回顧一下那個年代。第一個問題是，《陽光小集》是一份特別的文學刊物。它從一九七○跨越到八○年代。這份刊物不只有詩，它也是最早開放刊登各種類型作品的刊物，包括漫畫、民歌創作，這是非常特別的雜誌類型。《陽光小集》創刊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八四年六月停刊，總共有十三期，每一期的企劃都非常精采。我自己有開設文藝編輯學，每一期都可以當做我們上課的範本。一群年輕人如何透過雜誌的力量，試圖與外界對話。這是很勇敢，很有效果的活動。現在就請三位詩人談一談當初加入《陽光小集》的淵源與過程。先請向陽老師。

向陽：一九七九年的事情，到現在也快四十年了。歲月如梭，一梭就是四十年。楊宗翰當時才剛出生。我們當時頒發陽光第一屆詩獎是給了陳克華，當時他還是十七、八歲的高中生。在這樣流逝的時光中要去回憶《陽光小集》，實在不無感慨。首先是對時光的感慨。歲月永遠不會饒人，而年輕時的熱誠，對詩的追求與感情，其實到今天都還在，但是已經沒有力量了。其次，我昨夜為今天的座談，特地製作了《陽光小集》全部13期的摘要，大家手上都有這份資料。當我一字一字輸入完這五頁篇幅的摘要，也等於回顧了一回當年的種種狀態。通過摘要，能快速理解每一期的出版年以及主要參與成員。我首先為這份雜誌的歷程做簡要的介紹，其餘或許再請兩位成員補充。第一期有八位同仁，這八位當中今日在場的是我與陌上塵。我跟陌上塵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社長，簡單來說《陽光小集》是屬於高雄出發的詩刊。《陽光小集》創刊號出刊的二十天後，美麗島事件爆發。如果各位研究現代詩刊，會發現很多年輕的詩刊都在十三期時夭折，《陽光小集》是、《主流》也是。這四年當中，《陽光小集》的第一期、第二期屬於同仁作品集，也就是八位創社成員：沙穗、林野、陌上塵、莊錫釗、李昌憲、陳煌、張弓（筆名張雪映）、向陽，主力成員是陌上塵與莊錫釗。我會加入是由於當初正在高雄當兵，時常與陌上塵、莊錫釗在一塊，也就是這層淵源，我才成為這份詩刊唯一一位臺中以北的成員。到第三期，我當時被選為社長，副社長是陳煌，主編張雪映開放投稿，讓雜誌正式轉型成為詩刊。到第四期時，我已經來到臺北。當時在羅斯福路三段的海山卡片公司有一職位，隨後我去找了當時在德華出版社工作的陳寧貴，我們一起請德華老闆幫我們的詩刊做出版發行。因此，第四期之後的《陽光小集》就北移至德華出版社。第九期後則移到我基隆的家，並在此期從單純的詩刊轉型登記為詩雜誌。我們在七○年代看到的詩刊都是只刊登詩，然而《陽光小集》作為一份詩雜誌則與其他詩刊不同。我們由於成員結構來自四面八方，有民歌手、畫家、漫畫家、攝影家等等，企劃也希望能有多元的呈現。每次要出版的前三個月，我們會一起開會討論下一期內容。因此自第六期開始便有「詩與民歌之夜」、「漫畫家看詩壇」，之後成員陸續增加了鍾少蘭、韓正皓、葉佳修、簡上仁、陳朝寶、劉還月、謝春德。換句話說，我們是一個試圖將現代詩與繪畫、攝影、美術、音樂做結合的社團。以這樣的方式一路走，直到一九八四年第十三期出版才告終。

楊宗翰：向陽老師果然具有學者風範，他為了這份摘要製作至清晨五點。這份資料相當詳盡，非常感謝向陽老師費心費力。接下來請關鍵人物之一的陌上塵老師為我們分享與《陽光小集》的淵源。

陌上塵：當我接到封總的電話，聽到《陽光小集》四個字，興奮了好幾天，昨晚失眠了。我女兒兩歲時，正是一九七九年《陽光小集》創刊。《陽光小集》為何創刊，因為我當社長的關係。當時我辦《綠地詩刊》，《綠地》也是十三期，想來十三對我還真是個不吉利的數字。當時我和幾位詩友，包含張弓，一起在熱河街聊天。我們笑說不要再辦詩刊了，很怕到了第十三期又倒閉。沒想到又辦了《陽光小集》。一開始的《陽光小集》有點想要模仿《三三集刊》，理想上是要有詩、有小說各類文章。在創刊時期有八位同仁，其中我特別想談談沙穗。由於我曾經是《暴風雨詩刊》同仁，而沙穗是社長。可以說，沙穗是因為我的關係參加了《陽光小集》，加入時他其實因為身分問題考慮了許久。沙穗是調查局的人，他曾經在我家搜索到一本王拓的評論集，當時該書是禁書。沙穗將這本書往上呈報，領了五十元獎金，當時五十元是可以買很多豬肉的價錢。《陽光小集》幾期之後，沙穗就失蹤了。他沒有說明不參加的理由，然而我心裡有數，也就不勉強他。但是關於《陽光小集》被質疑中國色彩以及意識型態問題的部份，我特別要向向陽社長自首。第一期封面詩〈陽光季節──序詩〉是我寫的。那首詩我寫了長江黃河，我說「我們要尋中國的根╱要覓五千年的傳統」，這是國民黨教育體制透過教科書給我烙下的印象。寫就這首詩的時間很趕、很短，只有三十分鐘。詩寫好後，我將手寫稿交給莊錫釗寫成書法。其實這詩無關意識型態，完全就是被黨國教育籠罩下的陰影所造成。第一期這首封面詩並未標明作者，當時我們試圖效仿報社社論，各期有各期的格調，每一期都有不同的言論方式。雖然之後還有繼續寫詩，但是這首詩給我的震撼很大。解昆樺教授曾訪問我，也提過黃河長江的問題。很不幸地烙下我一輩子的陰影，後來我不敢寫詩了，改寫小說。寫小說也要感謝向陽的鼓勵。當時他正在編《自立晚報‧副刊》，大膽起用了我的中篇小說《長夜漫漫》，連載三十七天。這是一篇關於一個妻子有兩個丈夫的故事。只有他這樣的人能為一個小小的文字工作者連載這麼多天，當時我在中船上班，這份稿費簡直比我一個月的薪水還要多。其實我要說的是，是我讓《陽光小集》背負了意識型態的黑鍋。《陽光小集》初初創立，我女兒兩歲至現在已為人母，多長的時間啊！這期間我雖不寫詩，然而想起《陽光小集》，還是認為它給了我很深刻的影響與印象。我們八位同仁一起編輯的這份詩刊，某方面其實影響了後來詩壇的運作與詩風發展。我記得十二期之後，要出版十三期之前，我拜訪了李喬。李喬翻開我們的同仁名單，他用客語說：「陌上塵，我覺得你們《陽光小集》會倒掉。」我很驚訝， 因為誠如向陽剛剛介紹的，我們詩刊有各式成員，理當很強壯才對。李喬說：「一棵樹太多主幹，就像榕樹的根一樣，而你們的同仁幾乎每棵都是大樹，這樣會倒掉。」《陽光小集》從我年輕黑髮到現在的白髮蒼蒼，如果有一些回憶能夠回想起來，其實也蠻得意與歡喜的。尤其我現在正過著洗腎人生的日子。有言道：歡喜地度過每一個剩下的日子，而我是洗腎的日子。因此，在臨老之際，能參加這個座談會，很謝謝封總、《文訊》，也謝謝大家來。

楊宗翰：真的很感動，能夠讓我們這些晚輩了解一下當年那個風雲的時代。接下來請陳寧貴老師。

陳寧貴：非常感謝《文訊》讓我有機會穿梭回去三十多年前的《陽光小集》。以目前的詩刊來講，《陽光小集》本身是一個龐大、龐雜陣容的詩刊。有寫詩的、有雜文的、有畫漫畫的，也有寫小說寫散文和民歌手等等，這個好處是可以將詩的邊界擴大。我記得我們做過一個專輯是每季詩評。當時我在德華出版社，我打電話給林文義。請他把我們比較剛硬刺激的評論用漫畫方式軟化一下，比較有趣。《陽光小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高雄創刊。有些成員是從《綠地詩刊》獨立出來的，第三階段搬到向陽家的時候我不太清楚。我比較了解的是第二階段。三十多年前，張弓在金門服役。有一次休假回來臺北，到出版社找我，談著談著就問我是否加入《陽光小集》。我答應了，於是《陽光小集》便搬到台北來。因為出版社本身有美編，也有配合的印刷廠，較為方便。當時詩刊都是印一千本，現在詩刊大概兩三百本，這個過程南部成員大概比較不清楚。我加入之後，張弓真的把《陽光小集》搬上來了。後來他從金門調回台北，就介紹了他在金門認識的葉佳修。之後也陸續認識了韓正皓和簡上仁等民歌手。那時《台灣時報》主編周浩正很有興趣，就找了蕭蕭，在副刊整版，做了詩人的歌，畫上很大的鳥，意思是歌乃詩的翅膀，就這樣結合起來，讓詩也能飛揚。有一次在汀洲路咖啡店，我們討論要辦詩與民歌之夜，隨後我就騎著機車到國立藝術館，把場地給訂下來。當時我們經驗也不夠，當時有個作家叫李文，他在警廣工作。李文用廣播替我們廣告了半個月。當節目要開演時颱風來了，正擔心時，颱風走了。活動當天，竟然人山人海，人滿到湧出國立藝術館。後來我們又辦了第二次，在實踐堂。那次我們碰到瘂弦，瘂弦誇說：「厲害，又爆滿。」我們辦的時候李泰祥陶曉清等人都在座。當時我們邀了民歌手韓正皓、吳楚楚、胡德夫、簡上仁，直至現在有些民歌還是被傳唱著。現在想起當時與同仁相處的種種，其實是有種革命情感。

陌上塵：關於寧貴剛剛說將詩刊北移我們南部的創社同仁是否有失落感，不會。我們很希望陽光茁壯，所以請向陽來當社長。因為我們在南部，當時的想法是一種小集的方式。向陽不是《綠地詩刊》的同仁，但是綠地同仁也不多，就我、莊錫釗、陳煌，其他都不是。我們單純希望這個詩刊能茁壯，像陽光普照、照向大地。雖然我們沒有恢宏的壯志，但是有開闊的胸襟。

楊宗翰：一九七九創辦《陽光小集》時我才三歲。現場也有上海的教授來聽，我想應該很有意義。接下來請詩人幫我們朗誦一首當時發表於《陽光小集》的詩作，並說明創作緣由。

向陽：我選讀〈秋風讀詩〉。〈秋風讀詩〉發表在第八期。這一期很特別，我們跟笠詩社、藍星詩社、現代詩社組成亞洲現代詩人聯盟。我們結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立晚報‧副刊》，所以是兩個副刊四個詩刊的陣容。我們成立兩年其實已經具有某種代表性。然而即便如此，前輩作家栽培我們，我們還是製作了相關專輯猛力批判他們。關於都市的詩我寫的少，〈秋風讀詩〉是其中之一。當時因為我們辦詩刊，我是社長。我家客廳時常成為詩人前往聚會的場所。當時我女兒剛出生不久，一九八二年出生。這詩寫就於一九八一年。當時辦詩刊時，一九八○是美麗島軍法大審。大審之後，臺灣的政治空氣是非常肅殺的。我想要表現臺北這非常漂亮的天空，風吹來是肅殺的，而詩在風中究竟去了哪裡。荒草在秋風中盪來盪去，我想問，愛也這樣嗎？然後我便看到了一對吵架的情侶。

陌上塵：我選讀〈誰來晚餐〉。一九七零年間，國內發生一個重大火災事件。當時在高雄小港中船公司裡面，火災一口氣奪去了十四條人命。這些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事，但轉眼間他們已經成了灰燼。這個事件讓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以及工安的重要性。當時這首詩發表在第八期，是社會關懷詩。朗讀版是節錄，因為它比較長，我是以敘事詩的形式寫成。〈誰來晚餐〉意思是說，詩中主角在早上出門上班以後，已經沒辦法回來跟家人晚餐。第一段是寫出門上班時路上的景象。第三段「向晚的天空多麼亮麗」表示這時已經發生火災了。「同伴們悠遊的向我搖動」則是我模擬火災場景。詩中的「約定」本來是想寫成閩南語「約束」，但是擔心會因此失去意義，所以最後用了「約定」。想起當時的景況，是我內心深處的一個傷痛。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勞工朋友，是我們朝夕相處的兄弟。向陽去年曾在臉書上鼓勵我再寫「黑手詩抄」。其實〈誰來晚餐〉是我黑手系列當中的其中一首詩。今天有機會跟各位傾吐多年的鬱悶，晚上應該會比較好睡了。

陳寧貴：我選讀〈洗臉記〉。〈洗臉記〉這首詩大概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有一次我走過敦化北路，遠遠看到一個招牌寫冰魂，冰的靈魂。好奇之下走過去看，才發現寫得是冰塊。這狀況跟詩一樣，有時候不一樣的解讀，會造成美麗的錯誤。知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講過，從前的人要解構必朽，去追求不朽。現在的人已經解構不朽只求當下，他說現代人怕孤獨想與人同行但又怕被綁住，所以像液態一直在流動。我寫這首詩時，網路尚未發達。現在有臉書了，有人點讚時，才可以發現，那張臉其實是稍縱即逝，所謂流動是這層含意。

楊：謝謝三位詩人的分享，接下來請研究者解昆樺從研究角度來談談七○年代詩刊的變化。

解：我自己在寫博士論文時，就是專門做一九七○年代的新興詩社。當時我跟國藝會申請了一個計畫進行調查研究。關於《陽光小集》我訪問了李昌憲、向陽以及陌上塵。今天大家都很有福氣，因為我去採訪時他們都沒講這麼多。我想是因為《文訊》打造出這樣的環境，讓這些成員能夠一起分享撞擊出回憶的火花。老實說每個年代都有青年的詩刊，但是《陽光小集》為何是特殊的？因為那是戰後第一波戰後詩人組織的詩刊，這個青年詩刊一方面是因為世代的特殊性，一方面是歷史的弔詭。他們遇到了一九七○年代，這個時代有美麗島事件、釣魚臺事件、中美斷交。這個年代是紙媒刊物非常強勢的時期，與現在很不一樣。這個詩刊創立後，本身有個很特別的效果。辦詩刊後，詩刊成員都會被學校教官叫去講話。辦詩刊一方面有經濟問題，一方面還有試圖挑戰什麼的意義在。詩刊並不只是放詩的地方，這些詩刊還有血氣方剛要面對的國族崩毀的事件。在報紙媒體上無法談這些，於是他們會放到詩裡頭談。這世代的詩人，可以發現他們的詩都很明朗。明朗之音在於他們要表述事情。這年代詩刊特別的是，它已經不是限定於臺北的詩刊。這個年代的詩刊是地方性的展現，各地都有自己的詩刊了。臺北有《龍族》、《大地》，臺中有《後浪》、《詩人季刊》，高雄有《綠地》、《風燈》，澎湖有《海韻》，嘉義有《八掌溪詩刊》。這個年代的特色是詩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表現鄉土的狀況。在這個過渡期，《陽光小集》剛好在一九七九年，位處於一九七○年代的末端，它也跨越了一九八○。這具有一種轉型的意義。《陽光小集》代表了一種轉型。從詩刊到雜誌，本身就是一種過渡，代表了混雜的狀況。我在訪問《草根詩刊》時，白靈也有提到，他們當時也希望聚集很多人。白靈主要是結識耕莘文教院的朋友，這些朋友很多都說自己不會寫詩，但是他們就會用自己的專長來表現詩，如舞蹈。《陽光小集》也有這方面的意識，所以有各方面的成員，他們要打開讀者群。這個世代的大眾化與前世代的大眾化不一樣，這世代還有企圖打開讀者群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反映出後現代來了。是一種多元的組構。仔細回想，一九九九年的詩刊，二○一九年的詩刊，其實很難去發現像《陽光小集》這種具有精神史轉型的意義，它不只是一份詩刊，更是戰後青年世代轉型的史料。

楊宗翰：其實現在的詩刊已經沒有社會影響力了，但是看《陽光小集》辦的活動，有「票選十大詩人」、「詩與民歌之夜」等等活動，這在當時是非常潮、非常厲害。而且他們透過詩刊跟群眾對話，這是值得我們思考學習的。接下來，創刊號陌上塵提到「我們要尋中國的根╱要覓五千年的傳統」，想請三位詩人談談這口號的看法。

向陽：創刊號的發刊詞，陌上塵有提到。那個年代只有中國，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十大詩人、中國現代散文家，當時我們只知道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都受到完整的國民黨教育，這就是戰後第一代。我們有作文、演講、各種國語文比賽。因此有長江黃河，這很正常。但是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之後，「臺灣」出來了。一九八二年，我們發行詩刊進入詩雜誌之後，委託了比較大的發行公司。當時一版兩千本，全部賣光。結果導致《陽光小集》被密告，我們被取締了一期。我也寫了社論〈惶恐的寵幸：為陽光小集遭取締向讀者說明〉談此事。在同一期還有「誰是大詩人：青年詩人心目中的大詩人」，想要重新檢討圓神出版社的十大詩人專輯。這期很特殊，這是年輕的一輩對前輩的反動。我們發出了信然後統計，確定我們這一代想要改寫自己歷史的企圖。我們還有「民歌十大爛歌選評」，選出歌詞很爛的，包含蔡琴〈恰似你的溫柔〉。當時我們還有談對現代詩的期望。但是我們是談小說家、散文家、雜文家來談，而不是找詩人來談。最後一期是怎麼來的呢？最主要原因是，第十二期我們注意到政治與詩的關係，於是我們找了羅青。但是羅青的觀念我們不一定接受，因此我們又再做了一期政治詩。這一期交到南部去，李昌憲主編。這一期有美麗島事件之後對臺灣政治的期望，還在南部辦了一個座談會，找了小說家王定國、履彊、林雙不、吳錦發來寫現代詩。從今天的角度回顧，似乎會覺得當時很偉大，但是當時我們並不覺得。我們一開始都自己掏錢，但是解散了之後，還有錢可以退給同仁，我們是賺錢的。但是這個力量當時才彰顯出來。重新回頭去看，這是臺灣本土青年詩人陣營，在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試圖奪取詩壇發言權。這是它的政治性與運動性。我們的詩很雜，但是未必每個詩人的成就都能與藍星詩刊、現代詩社的人比擬。但是從運動性來看是有它的意義的。可惜的是，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報禁解除，網路出現，使得紙本刊物、傳統詩刊詩社已經無法出現過去像是陽光這樣的盛景。陽光不再。

楊宗翰：可見一九七○年代詩刊是暢銷時代，實在令人羨慕。

陳寧貴：當時我們都熱情澎湃想要改造社會。面對中國的現實想像是破碎的。前世代的詩對我們是晦澀的，因此我們這個世代的詩想要反晦澀，而不是反西化。要找回一種民族風。

楊宗翰：想請教《陽光小集》結束之後，各位詩人的創作變化。

陳寧貴：剛剛提到政治詩。我前陣子看到敘利亞的名詩人阿多尼斯，他可能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提出詩觀。他說寫詩如果是為消費而寫，寫完就死了，為當權而寫立刻被遺棄。詩人應該寫詩是憤怒的，這也是詩人反映敘利亞的環境，必然出現的心境情懷。以李後主為例，國家還沒有受威脅的時候，他都是寫跟小姨子約會的情景。後來才寫出亡國之痛的詩。以目前流行網路詩來講，現代的詩會強調社群情感交流，湧現的就是一種氛圍，不會高調什麼大詩。我們就讚來讚去罷了。反觀當時的洶湧澎湃，似乎顯得也沒有那麼重要了。回顧來時路，有遺憾嗎？我其實認為回顧到最後時常是顧不了。回顧要有傳承的意義，這樣的回顧才有意義。我現在開始在寫客語詩，我跟向陽多年未碰面，後來再聚是在母語文學的評審會遇到。我現在想將母語情懷反饋到華語詩，我期許自己的創作像是核子潛艇，平常巡航在海面下無人知道，但是浮起時則有很強的威力。

陌上塵：《陽光小集》停刊之後一、二十年來，因為個人身體的因素，我常回苗栗靜養。在回鄉的這段日子，我時常運動。在運動的日子，我一天寫一篇散文。去年參加苗栗縣文學家徵選，被選上了，出了《山城物語》，是關於苗栗風情的書寫。我女兒有一次在我生病期間，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說加油，要歡喜地度過剩下的日子。我寫了好幾篇洗腎人生發表在《金門日報》、《中華日報》，這些是我目前正在進行的文字工作。為什麼不再寫詩呢？除了創刊號的震撼以外，詩是文學的貴族，小說是社會的反映。我在虛構的範圍裡，寫我該寫的東西。《山城物語》出版後，我送了一本給李喬。李喬一直問我，我顛覆了他對小說的觀點。他問我這篇到底是散文還是小說，看起來像是虛構的。我說我沒有要顛覆小說的意圖，我的一生就是虛構的。包括我是私生子，我的一生集中了許多的悲劇。這就是我的散文。我以前在高雄市長謝長廷辦公室擔任過三年新聞助理，向陽曾寫過〈從文學到政治〉，寫我跟履彊是從文學的真善美，到政治的快狠準。我現在也還在寫小報的社論。文學作品要發表需要排隊，《更生日報》的版面我排了半年才排上。但是寫政論，我可以前一晚寫，隔天就能見報。

向：三十三年前《陽光小集》結束，我就不再參加任何社團。這對我來說是個傷心的雜誌。這三十三年來，我一直在寫詩，但是生命有了轉折。我編副刊，我是《自立晚報》總主筆，編了四年。我大概寫了一百五十萬字的社論都沒有署名。後來在前衛出了文化評論集、政治評論及，多年之後才出了詩集《亂》，獲得臺灣文學經典獎。《亂》之後，我就進了學院教書，因此這麼多年只有一本詩集，這大概是我一個遺憾。其實我心心念念想要寫臺灣史詩。田新彬曾訪問我，稿子還提到向陽要寫臺灣史詩，理想狀況是五十歲就能完成。然而人生就是在不斷的波動中，更換了幾次職業、工作，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未來能完成臺灣史詩。未來的史詩不會跟我發表過的〈霧社〉一樣，我比較會採取小說式的。另外，還有完全空白的臺灣新詩史這部書。

解昆樺：《陽光小集》最後一期有「神州詩社的起落興亡」專題，我當時有去訪問相關的詩人李宗順。《文訊》後來出了天狼星專號，李宗順特別打電話給我，說他很感動。其實那個時代的詩社太美好了，使得後來能夠出現回顧時，都特別感動。李豐楙曾經提過，詩刊的歷史不要長，它應該是在追尋一種革命，而不是追求下一期。我想《陽光小集》即是如此，它提供了我們一種脈絡化的理解。一九八○年代的詩刊相對來說就沒有這麼強的力量。

封德屏：我跟向陽、陳寧貴是成長於同一個世代，因此聆聽過程內心完全是澎湃洶湧。各個世代的文學工作者，在回顧前行代的經歷，其實就是一種完成。我想藉草原詩社的信做為今天的句點：「從前，我們曾經有過美麗的微笑，我們的靈魂曾手牽著手，我們曾步調一致地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