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馬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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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渝：我想請教您，詩對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者詩同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非馬：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詩人的一個責任。我的意思並不是要詩人去喊口號，而是既然我們生活在社會裡，當然也應盡社會一份子的責任。要發揮這份力量，就得在詩裡注入一份對社會的關心。在詩中流露社會性，並不會有損詩人的身份。在我看來，詩與社會性之間的關係，就像文學與科學並非對立一樣。

莫渝：您理想中的好詩，它的條件如何？能否就您自己的作品中舉例？

非馬：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同時，它不應該只是寫給一兩個人看的應酬詩，那種詩寫得再工整，在我看來也只是一種遊戲與浪費。其次，要能化腐朽為神奇，賦日常街頭的語言以新的意義。還有一個要素，是在適當時候，給讀者以一種驚奇的衝擊。在我的詩作裡，如《在風城》詩集中的〈電視〉、〈鳥籠〉、〈通貨膨脹〉及〈裸奔〉等，便是這類例子。以〈鳥籠〉為例，詩是這樣子的：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
自由
還給
鳥
籠

把自由還給鳥籠就是想製造驚奇。鳥的自由與籠子的自由是一種相對的看法，好像屋內大人受小孩的吵鬧，如果讓小孩到戶外去玩，小孩獲得了自由，屋內的大人也會因孩子出去了而獲得自由。但一般人的習慣想法當然是把自由還給鳥而非鳥籠。

莫渝：對國內詩壇上，比較上，您算是局外人，站在旁觀者清的立場，您能不能提出目前詩壇的弊病與展望？

非馬：我覺得詩壇最大的弊病，是「一窩風」的現象。過去大家一窩風地搞現代主義，寫些艱深晦澀難懂的詩，目前又一窩風地寫鄉土詩。我想詩壇不應該是這樣子的。每個人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感受，應該有不同的風格才對。一個健康的文壇及詩壇，應該容納各式各樣的作品。以現代詩的技巧揉合鄉土文學的精神，或許是詩壇的新方向。

莫渝：國內的詩人作品譯成英文後，在美國文壇上的反應如何呢？

非馬：對葉維廉等人的翻譯的反應情形，我不太清楚。我個人曾把同美國友人碧奇卡合譯的白萩詩集《香頌》與《笠詩選》（《笠》55期），寄給許多出版社，一般來講，他們認為不錯，很有興趣，卻無力出版。這裡面多少攙雜了些政治及地域的因素。比方說，一個讀者可能對俄國的詩人發生興趣，即使他們的作品比不上我們的。

莫渝：美國詩人的活動與國內有何同異之處？

非馬：我同他們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交往。比較大的不同點是他們幾乎每個州都有一個詩社（詩人團體），有的出版詩刊，也出版會員詩集，自費的，並舉辦詩朗誦。詩集的銷路也不太好，除非特別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