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訊

微弱但是有力的堅持

七○年代臺灣現代詩壇本土論述初探
http://tea.ntue.edu.tw/~xiangyang/chiyang/tailit4.htm
　

林淇瀁

　

* 台北：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1995。
* 文訊雜誌社編(1996)，《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頁363-375。

壹、前言
在臺灣現代詩發展的過程中，七○年代是一個大轉捩的年代。 李豐楙（1993:298) 指出，「在這段期間，基於前二十年現代詩的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因而激發當時新生代的詩人的反省，組織新詩社，尋找新方向」，從而改寫了臺灣的現代詩史。「這一新詩社崛起的運動……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錯綜複雜的變因，與文學內在發展的不得不變得變局下，所激發而成的文學運動，具有深刻的文化振興的意義」。

這個看法， 向陽 (1984:56) 也曾透過論述分析加以印證，並且歸納出七○年代臺灣現代詩潮的五大特色，標誌出了七○年代這股浪潮「反身傳統，重建民族詩風；回饋社會，關懷現實生活；擁抱大地，肯認本土意識；尊重世俗，反應大眾心聲；崇尚自由，鼓勵多元思想」的特別神采。

反應在七○年代臺灣現代詩壇的這些「文化振興的意義」及其可見的特色之後的，其實是由五○年代起到八○年代之際整個台灣社會的變遷，類似 於社會學家德區 (Deutch, 1961:463-515) 所說的「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過程， 舊的社會的主要約束及內涵逐漸被拋棄，新的行為和文化逐漸被接納，在此一過程中，由於臺灣社會現代化的結果、傳播媒介增強、遷移、都市化、放棄務農、識字率提高、個人所得提高等因素，都造成了整個臺灣「社會動員」的達成。

學者徐正光(1989:37)也指出，影響臺灣社會變遷最大的為影響最大的是五○年代的土地改革，及六○年代開始的快速資本主義化過程。土地改革改變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權上的生產關係，製造了大量的小自耕農，使戰後的台灣可以在小農階級為主導的社會結構上重新形塑新的階級關係。至於六○年代的變遷，則是台灣的經濟在美國的卵翼下以五○年代初級工業化作為基礎，而於六○年代進入國際市場體系，取得了一個邊陲的地位。

正是這樣的社會變遷背景，形成了臺灣新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青年知識分子要求政治改革、文化振興的聲音，兩者匯整的結果，就是從七○年代起「本土化、民主化」潮流的湧動。臺灣現代詩壇的歷史重寫，是在這個大時代的背景中浮出的。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即使在七○年代風起雲湧的鄉土文化運動中，本土論述仍非主流，而是在「民族的、現實的」的主流之下隱伏的意識形態，直到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之後，才逐漸受到臺灣詩壇的正視。

本文即是基於此一文學社會學的鉅觀向度，意欲透過對當年臺灣現代詩壇本土論述的耙梳，而特別是以《笠》詩刊及詩人在七○年代的論述為剖析對象，藉以探究臺灣主體性論述此一意識形態建構的過程，及其對臺灣現代詩壇霸權的鬆動意義。

貳、由民族的、現實的到本土的

必須了解，台灣自1949至1980年代間，整個社會變遷及其整體社會生活情境，乃是被動的、已然的；決定社會層面變遷的真正來源，實際上來自於在威權體制結構下，國家機器所掌握的政治力，聯動了經濟力及社會力的運作。

當然，這個社會變遷的結果，也形成了另一個辯證的關聯，借用古典馬克思的資本論、階級鬥爭及社會變遷理論架構來看：

┌──────┐ ┌─────────┐ ┌──────┐

│以經濟作為基├→│以生產工具之擁有與├→│新生產工具與├┐

│礎的社會秩序│ │控制資源之能力作為│ │ 力量之發展 ││

└──────┘ │基礎之社會階層 │ └──────┘│

└─────────┘ │

┌────────────────────────────┘

│ ┌──────┐ ┌────┐ ┌───────┐

└──┤新生產工具與├→│衝突意識├→│社會分化增高而├──┐

│ 力量之使用 │ │ 之增強 │ │ 形成相對階級 │ │

└──────┘ └────┘ └───────┘ │

┌─────────────────────────────┘

│ ┌────┐ ┌──────┐

└──┤激烈的階├→│新社會的產生│

│級 鬥 爭 │ └──────┘

└────┘ 圖‧一 古典馬克思理論架構

(Jonathan H. Turner & Leonard Beegbley, 1981:178-179)

以經濟作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在變遷的過程中，必將因新的生產工具與力量的使用，而產生衝突意識，導致社會分化，形成相對階級，並因其鬥爭，促成新社會的誕生。

正是由於在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政治力宰制及支配力量至大，我們基本上可以發現，在近三四十年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確也因為經濟力的成熟，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了「新階級」知識分子（蕭新煌， 1989a:5-17 ）的出現，他們透過社會行動的實踐，企圖「直接參與到政治社會的改革行列」中，再造新社會。

七○年代臺灣現代詩壇的改革運動，從社會結構變遷的鉅觀角度來看，也是在這種「新階級」形成後的一支運動，而其中的論述，一言以蔽之，可以說是：在政治威權宰制下，「新階級」試探性地由反西化的「民族的」論述，逐步轉移到反霸權的「現實的」論述，最後辯證地形成了反中國的「本土的」論述之出現。

在此一過程中，為了反西化，一開始「民族的」論述，是言必稱中國的；而在同時以及其後的論述辨證過程中，由於反當年文壇（及其背後的政治力）霸權的需要，「現實的」論述伴隨著出現，並結合了本土剛出現的新階級，以社會現實主義為其論述主調，從而吸收並運用臺灣本土固有的資源（歷史的及文化的）；最後，則在衝突意識的增強之後，原來的陣營中，分化出了新的異於原有的「民族的」論述之「本土的」論述。

此一結果，導致八○年代後的臺灣現代詩壇(當然也包括文壇)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場域，即台灣意識相對於中國意識的出現。向陽（1994：86-87)指出：

這個意識形態的對立地圖十分複雜而又隱晦。一方面，它來自以台灣本 位作為思考的「台灣」本位「寫實」主義論述，一方面則來自以「中國」本位「寫實」主義論述，而疊合在「寫實」這個共同的粗略的概念中，這兩個民間論述在七０年代以合作的關係，共同對抗來自官方文學論述的壓力。但是，即使是官方的文學論述，也同樣呈現著兩組相互矛盾卻又暫時統合的概念，一方面是基於政治立場視鄉土文學為「三民主義文學」對立面的「工農兵文學」的再生，一方面則是站在經濟立場，視鄉土文學為「資本主義」對立面之「社會主義」的再生；兩者並疊合在整個七０年代政治經濟結構中，由國家機器所形成的文化霸權的維繫之上。

正是在這一反霸權論述過程中， 如蕭新煌 (1989b:199-207) 的分析，乃是一種「既是中國，也是台灣」的「社會學在知識論上之認同觀點」，它在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爆發時，隱藏於知識分子對台灣的危機意識及對現實的鄉土意識之中，進入八○年代後，便形成了「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對立。這也是李祖琛 (1987:51) 在論及「鄉土文學論戰」對臺灣文學的影響時所指出的：

檢討鄉土文學論戰的一個正面意義是本土意識的勃發。相對於過去虛幻遊離的中國意識，台灣意識在論戰後逐漸加重，鄉土文學論戰中所出現的「中國‧台灣」，「民族‧鄉土」二元性格，在論戰後已因時勢所逼而有所調適變化，成為作家思考創作時的一個重要準據。

反映在現代詩的本土論述中，也是如此。

根據本節對七○年代台灣文學總體情境的分析，以及由此歸納出的「民族的」、「現實的」與「 本土的」三種意識形態的辯證發展，應該有助於我們釐清在七○年代臺灣現代詩壇中仍屬支流的本土論述的位階，及其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對其後臺灣論述建構所起的影響。

參、在幽黯年代中的本土

七○年代基本上是臺灣戰後成長的「新生代」的年代。「新生代」的用辭彰顯了這個年代中新聲音的出現。表現在詩社詩刊的集結上，「龍族」、「大地」、「主流」乃至「草根」等這些未嘗越過八○年代而存活的，以及更年輕的「詩人」、「詩脈」、「風燈」、「陽光小集」等詩社詩刊，共同的特色，即是年輕（李豐楙，1993:301-302 ）， 因此，他門所對照的正是「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笠」、「葡萄園」前行代的詩社詩刊。

陳芳明 (1974:278-281 ) 在《龍族詩選》序文 < 新的一代新的精神 > 一文中指出，「龍族諸君都是屬於戰後的一代」，「已沒有像上一代那樣激進而極端了」，他們「肯定地把握住此時此地的中國」、「和他的時代他的民族攜手並進」、並且強調「入世的精神」；同年紀的「大地詩社」 (1976:2) 詩人們也強調，「大地詩社詩觀之形成，就消極而言，乃對當前詩壇的一種反動，一種修正。就積極而言，乃是建立一嶄新的創作方針，承續文學的命脈，要寫就寫中國人的詩，要談就談中國人的詩論」；「主流」的一群則宣稱，要「把我們的頭顱擲向這新生的大時代巨流，締造這一代中國詩的復興」（黃進蓮，1972:74)；相對年輕的「草根」 (1975) 也陳述，要「以我們的詩篇，來鍛接中國的過去，和未來的中國」。

這些「新生代」的詩人們所共同展現異於前行代詩人的特質，已如前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這個象徵著文化與民族認同的符號，不僅在這些重要詩社的文獻中不斷出現， 同時，它也是七○年代，一如索緒爾 (Saussure,1966) 所稱，在符號具 (signier) 和符號義上 (signifier) 都不受懷疑及挑戰的語言。換句話說，不管是在「中國」此一符號的系統意義或指涉意義上，七○年代的新生代詩人皆無疑議。而這實則也顯示出，在當年的現代詩論述當中，「本土」這個符號仍然隱身於「中國」符號之下，尚未真正成為一如葛蘭西所稱的意識形態的抗爭場域 ( Gramsci, 1971:577 )。

不過，「隱身」也只是隱身而已，不代表「本土」此一符號及其意識形態的不在，特別就七○年代崛起詩壇的詩人而論，他們，正如同陳芳明其後在八○年代末回憶所述，這些「從誕生之後，就被送進一部高度精密的教育機器去接受改造」的臺灣詩人，最後還是在面對「整個島嶼的命運」之前，「在千迴百折的終端，發現自己所追尋的答案，竟然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1989：149-150)：

被遺忘的臺灣，有生以來在我的靈魂裡以最清晰的形象顯印出來。

類似陳芳明的這種轉變與心情，在「主流」詩社詩人群身上也可以看到。黃進蓮易其筆名為黃勁連後不久，開始投入臺語詩的創作。七○年代的黃進蓮剛改筆名時還認為「我們今天，拿起古人（賈島、李賀等）的詩來唸，還能感到不朽的顫慄的，就是語言的功力」 (1980:4)； 八○年代末期，他已認為「語言的問題，是無法度來閃辟兮；無用咱兮鄉土語言來思考，敢有法度來充分表現咱臺灣儂兮意識、臺灣儂兮立場」 (1993:187)。 同樣是現代詩寫作、同樣談語言，七○年代高舉「中國」大旗的新生代詩人，在八○年代後多數先後地回到了他們出身的土地認同上，這除了證明了本土論述在七○年代仍然隱諱不彰以外，也足見符號與語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大幅改變。

這樣的改變，與臺灣七○年代的社會變遷，以及青年知識分子要求政治改革、文化振興的聲音中，逐漸地累蓄出來的；而其刺激，則是七○年代文學上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政治上的「美麗島事件」（張文智，1993:26)。不過，一般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另一個來自文壇內部論述的建構，即使再怎麼幽晦，相對於七○年代意氣風發的新生代詩人對中國「民族的」迷思 (myth)， 暫且隱身在「現實的」思潮網絡下的「本土的」論述，其實早已繫好鞋帶，準備出發。

此一本土論述，儘管在七○年代尚未成為主流，尚被視為邊陲，並且有意無意地披著「民族文學」、「寫實文學」、「鄉土文學」的外套，但是它已為八○年代後的臺灣文學論述做了準備。

肆、笠下的聲音

就整個七○年代臺灣現代詩壇而言，一如上述，要在青年詩社詩刊中找到真正站在臺灣立場的本土論述顯然不多也不易；從而，我們便需從當時作為臺灣本土詩人的代表性刊物中去挖掘， 而 1964 年 6 月創刊的《笠》詩刊，及其創作群在七○年代中的相關論述，乃就值得我們注意。

六○年代中期創刊的《笠》，創刊伊始，就宣告「五四對我們來說，已不再意味著什麼意義了，我們可以將五四看成過去的，正如同我們將唐、宋視為過去的一樣；這是我們敢斷言的，因為我們已有了與前時代完全相異的詩的原故」（林亨泰，1989:377)，這是「笠詩社創刊啟事」的一段令人矚目的用語， 相對於六○年代甚囂塵上的超現實主義、以及當時另外三個詩社（現代詩、藍星、創世紀），這段話意有所指，根據陳千武 1986 年的回憶：

當時的詩壇有「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主要詩刊，在推動詩的創作。由於都是外省籍詩人詩觀為主體的詩刊，失去了本土的根切實的思考，大舉趨向極端虛無的詩路而迷途了，笠詩刊才有挽救此種頹廢現象的主旨，恢復臺灣本身原有的新文學精神的願望（陳千武，1989a:383)。

換句話說，《笠》創刊的宗旨與立場，就是「意圖挽救當時詩壇的頹廢現象，並繼承沉潛期的新文學運動精神， 創新本土詩文學， 使其發揚開花」(陳千武，1989b:134)。

《笠》作為臺灣論述的表徵，在九○年代的今天已無爭議；不過，放到七○年代中，卻仍非十分明確。「笠的聲音在臺灣詩壇上，總是給一些喧囂和爭鬧掩蓋過去， 有時甚至是有意無意地被忽視和抹殺」，1989 年《笠》的海外同仁杜國清在《臺灣文藝》撰文對這樣的現象表示不平，杜氏認為，造成此一偏頗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其一，「臺灣本土詩人在日據時代受日本現代詩壇的影響而培育出來的現代 精神」的「球根」被詩壇主流抹殺；其二，國民政府來台後的政策「都是以中國為本位」、「官方或半官方的出版刊物和報章雜誌都掌握在他們（外省籍作家）手中」（杜國清，1989:176-180)。 這種現實情境，導致了中國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 透過文學傳播媒介來從事抑壓臺灣本土論述的「意識形態再生產」 (ideological reproduction)， 借用英國文化研究學者賀爾(S. Hall) 的說法，《笠》在其創辦後的近十年時光中，面對的處境，其實是所有媒介，不只文學刊物，「再生產了社會中既有的意識形態，同時也再生產了社會中既有的宰制結構」 (Hall,1977:346)。

是的，是在這種霸權及意識形態的宰制下，《笠》的詩人們在仍然不能不掛著「中國現代詩」或「在臺灣的中國現代詩」符號的七○年代詩壇，逐步地蓄積著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對『皇冠』的反抗」 (1)精神。今天重新翻閱七○年代的《笠》詩刊，可以發現，在那個年代裡，「中國現代詩」這樣的符號仍然未被挑戰(2)，《笠》的詩人因而迂迴地採取了以「現實的」及「本土的」詩學路線，在抵抗《創世紀》、《藍星》等主流詩學的過程中，走出「民族的」主流論述陰影，最後在八○年代末期宣布「臺灣精神的崛起」。

1964從年創刊到1989年集結《笠》25年的重要論述推出《台灣精神的崛起：「笠」詩論選集》，可以明顯地看出《笠》由早期「現實的」論述，發展到七○年代「本土的」論述，而後進入「臺灣的」論述的意識形態建構路程。這樣一條吻合臺灣歷史、社會變遷的文學發展路途，乃是集結在「笠」下的詩人群及其創作群所共同走出來的。研究臺灣現代詩壇的七○年代，固然必須注視當年戰後詩人的前臺演出，卻更不能不正視像《笠》這樣站在臺灣土地上提供著更深沈的本土的意識形態、抵抗「皇冠」的沈默而堅持的聲音。

伍、《笠》與本土論述

《笠》的創刊，是以臺灣詩人的集結作為出發的，根據趙天儀(1989a:391)的回憶，在《笠》詩刊創刊前，「當時許多本省籍詩人的活動，可以說是笠詩刊創刊的主要淵源」；其次，是臺灣文壇大老吳濁流創刊《臺灣文藝》的連帶刺激。這樣的一種結合，在其後的發展中，一直跟臺灣的命運及呼吸相互顯映，也確定了《笠》由作為「省籍詩人」對抗「外省籍詩人」的詩社，進展到作為「臺灣詩人」抵抗「中國詩人」的意識形態集群。而其主要的轉折，正是在七○年代《笠》的本土論述之中。

《笠》的本土論述除了來自詩人對自身臺灣身分的認同，也來自創社詩人對臺灣歷史的解釋，而其中一個主要的論述基礎，建立在七○年代初期。1970年，透過《華麗島詩集》的編選，陳千武在後記<臺灣現代詩的歷史和詩人們>一文中，提出了臺灣現代詩的「兩個根球」論。陳千武指出，除了「一般認為促進直接性開花的根球的源流」（來自紀弦、覃子豪的中國「現代派」）之外，不能忽略「另一個源流」，就是繼承過去日本殖民時代臺灣詩人及其精神的本土根球（陳千武，1989:451-452)。陳千武的這個觀點，不僅確立了《笠》其後的本土論述基礎，也提供給了其後在七○年代中期之後翻轉而出的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出土潮流一個解釋基礎。

作為本土論述的基礎，兩個根球論提早解構了「台灣現代詩源自中國」、「是紀弦由中國帶來」的神話，它提醒了臺灣的詩人，特別是七○年代崛起的新生代詩人，一個扎根在臺灣土地上的詩傳統。在這個早在七○年代一打開就提出的具有洞見的論述中，臺灣現代詩不只是中國新詩餘緒的正當性，這才凸顯出來。而陳千武對戰後臺灣現代詩史的解釋，「紀弦獲得林亨泰他們的協力，倡導了革新的現代派，形成臺灣詩壇現代詩的主流，證實了上述兩個根球合流的意義」（陳千武，1989c:452)，在九○年代的今天來看，尤屬先見。

這個論述，在《笠》的論述中，還連結著「連貫於悲哀記憶的精神和鄉土愛的共通性」（陳千武，1989c:455)。「悲哀記憶的精神」，指的是「笠」詩社「跨越兩種語言的世代」，此一世代的詩人，依據陳明台的解釋，「大抵是戰中成長的世代，或者親身經歷了戰爭，或者在殖民地（日本統治）時期以具有成熟的思考、判斷力，正值青春期，而且同時體驗過殖民、以及戰後新時代來臨，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他們，正如同其他同代的台灣人，都是：

陷落在語言的谷間，從事掙扎、思考而做價值判斷，凝視時代的一代。因此這一世代詩人們的鄉愁意識，在根本上可以遙遙承接戰前前行代新 詩人喪失了故鄉的心情（陳明台，1989:24-25)。

這種悲哀，正是台灣人的悲哀，也是臺灣本土論述中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意識形態的根源；而同時，伴隨著此一意識形態顯發的，就是鄉土愛。

「鄉土愛」是《笠》在七○年代本土論述中最明顯的主調。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從某一個角度來看，正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於臺灣鄉土之愛的企圖打壓，向陽(1994:85)曾指出：

「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乃是臺灣文學路線及其意識形態的霸權爭奪，其中隱然指向臺灣文學定位的兩個基本場域，其一，是臺灣的，或中國的；其二，是人民的，或官方的。

《笠》在七○年代的相關論述中，顯然尚未開始追究台灣文學在意識形態上「臺灣的」或「中國的」課題；而是採取以「人民的」抵抗「官方的」意識形態宰制的策略。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同年，「笠」詩社出版《美麗島詩集》，趙天儀在<序>中強調，「站在我們的島上，立在我們鄉土的大地上，我們擁有個人內在澄明的內心世界，也體驗群體生活中令人辛酸與感動的歷史的偉大形象，我們歌唱著我們最熱烈最真摯的情淚心聲」（趙天儀，1989b:462)。

這種「人民的」鄉土愛，表現在意識形態中的，就是有自覺的「抵抗」，1978年8月，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後次年，「笠」針對臺灣詩文學的展望舉辦「鄉土與自由」座談會，主持人梁景峰就《笠》詩刊在鄉土文學中扮演的角色提出發問，《笠》詩人的答覆是(鄭炯明編，1989:207-216):

趙天儀：過去，詩壇有很多作品是不落實的，笠在鄉土文學論戰以前早就一再予以嚴厲的批判。

李魁賢：笠本來就走現實主義路線，關心生活，凝視現實。鄉土文學論戰以前，笠就是走著這種路。

李敏勇：十幾年前，對於鄉土精神的強調，笠可以說是先覺者。當時的鄉土精神，可以說是對應虛偽，仍是文學性的，在理論上不若現在那麼具有政治、社會性。

從《笠》主要詩人這些語言中，不難看出，以鄉土精神作為一種批判、一種抵抗，確是《笠》的本土論述中的骨幹。這種立基於現實主義的抵抗和批判，早於鄉土文學論戰，正如同陳千武提出的「兩個根球」論也早於論戰前對日治年代臺灣文學的整理，不過，由於當時《笠》的影響力仍限於詩壇，而七○年代詩壇前期吹的是超現實主義詩風 、中期以後又以青年詩社受矚目，終使《笠》的本土論述要到八○年代後才獲得重視。

陸、結語：微弱但是有力的堅持

整體來看，《笠》的本土論述，一如陳明台在剖析「笠」詩人群的「鄉愁意識」時所說，就是「對本土精神，台灣人共同體之主體性與歸屬、認同意識的界定、肯定與再發現」。

不過，放到七○年代，相較於臺灣小說的社會性、評論的犀利及其對整個社會變遷的呼應，《笠》的本土論述，看起來顯然是微弱的；相較於《龍族》、《大地》、《主流》乃至《草根》、《陽光小集》這些年輕而早夭的詩刊在七○年代的風潮乍起，《笠》的本土論述也未能在當年受到注目。其原因，或許如李魁賢在為《笠》百期所撰<笠的歷程>一文所分析，「因笠的發行有限，笠同仁又都是默默工作者，不善自我標榜，社會活動能力差，因此未能造成影響力」（李魁賢，1989:426)。這也導致了《笠》的本土論述在七○年代並非主流的命運。

本土論述，在七○年代的臺灣文學發展上，透過小說及評論為社會所熟知者多，透過詩者少，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本文前曾提到，七○年代意氣風發的新生代詩人所揭揚的其實仍然是掛著現實主義的對中國「民族的」迷思(myth) ，透過肆、伍兩節的分析，這才可能剝開迷雲、發現在當年「現實主義」思潮的網絡下，現代詩壇的本土論述，雖然微弱，但是卻以堅持的態度，在備受忽視的臺灣土地上堅持著。

詩刊，作為一種文化活動，作為在當代社會中的少數文化精英媒介，在整個國家機器及社會結構的變遷中，要抵抗意識形態霸權本來就屬不易，更何況要在這一個抵抗過程中對社會產生影響？《笠》詩刊在七○年代臺灣詩壇扮演的，毋寧是一個本土論述意識形態堅持者的角色，他們寧戴斗笠、不帶皇冠的持續抗爭，正如同陳明台（1989:66-67)對22位「笠」下臺灣詩人作品的解讀，都「意味著對本土精神、台灣人共同體之主體性與歸屬、認同意識的界定、肯定與再發現」。這樣的堅持，隨著臺灣社會變遷的巨幅改變，終於在八○年代開始受到臺灣社會的呼應與肯定，臺灣現代詩壇不再以「中國現代詩」的符號自我命名，臺灣詩人在認同上終於找到共同的定位。

作為現實主義的本土論述者，《笠》詩刊及詩人在七○年代的微弱但是有力的堅持，以及它在歷史長河中提供給臺灣文化歷史的、社會的及文學的主體性論述建構，應該值得現代詩乃至臺灣文化研究者給予應有的定位。

附註

(1) 關於「笠」的命名，1973 年 7 月 15 日，在「笠創刊九週年」會場舉辦的座談會中，學者梁景峰曾提問，林亨泰的回答是「當初命名時，是帶有對『 皇冠』這種流行名詞的反抗意味的，壓根兒就反對那種堂皇的東西。此外還帶有鄉土的色彩」（參鄭炯明編，1989:206)。1987年6月，李敏勇發表在《笠》139期的文章寧愛臺灣草笠‧不戴中國皇冠>，則明顯地點出了「笠」這個符號具的符號義（參鄭炯明編，1989:14-15)。 回原處

(2) 以鄭炯明編(1989)所選笠詩社重要宣言、評論、座談為例，1980年12月《笠》100期之前的相關文獻仍習稱「中國現代詩」、臺語詩仍習稱「方言詩」、臺灣詩文學仍暫以「本土詩文學」稱之，足以反應當年臺灣的整體情境，也是在戒嚴年代中的不得不然。 回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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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長廊與地圖：台灣新詩風潮的溯源與鳥瞰
五○年代 五○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
六○年代 六○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
七○年代 七○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
微弱但是有力的堅持：七○年代台灣現代詩壇本土論述初探
八○年代 八○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
九○年代 九○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