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客家新文學

台灣客家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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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新文學運動發軔初期的台灣客家文學

一九二０年代，台灣的文學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新文學的興起。台灣新文學的誕生，可以視為台灣社會覺醒的聲音。

從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日軍自三貂嶺登陸以後的二十年間，全台持續性之武裝抗日行動，可謂屢戰屢敗、此仆彼起，一九一五年發生在南台灣的噍吧哖事件，則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武力抗日事件，也是傷亡、損害最慘重的抗日事件。傷亡不計其數，僅被法院判處死刑者即近千人。又稱作西來庵事件或甲仙埔抗日事件的噍吧哖事件的結果，使得台灣武力抗日二十多年的傳統，面臨後繼乏力的危機，也觸動了非武力抗日運動興起的生機。

首先對此展開檢討的是旅居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他們從一九一九年左右就開始組織社團，凝聚台灣知識青年的力量，如「聲應會」、「啟發會」等組織的成立。資料顯示，當時東京一地的台灣留學生，已有二千名左右。一九二一年時，台灣人口約為三百五十萬，公學校學生有一五九，五四二人。這些條件顯示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已經逐漸成為主導社會的中堅力量。在日本統治初期的台灣社會，由於其殖民、高壓統治的本質不變，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同樣感受到被殖民統治的不平和壓力，但採取的反抗手段，則必然不同於以農民為主體的、勞動人民的武力抵抗，台灣社會的非武力抗日運動取代武力抗日運動的階段於焉展開。

統治台灣的日本警察機構認定；舉凡以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手段，為達意識目的而從事的反抗、改革、革命行動，皆謂之社會運動，非近代性之叛亂則不包括。因此，二０年代，島內外的台灣知識份子就在這樣的遊戲規則裡，從事、領導台灣的反日本殖民統治運動。這些以提昇台灣文化為名的文化運動團體，合法的身份地位是「社會運動」，其實質目的，則是從事政治性的「抗日運動」、「抵抗外來殖民統治政權」、尋求台灣民族解放、自決，和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是統治與被統治雙方都未明言的共同認知。

推動台灣文化運動的兩個最主要機構，一個是一九二０年初成立於東京的新民會，一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成立於台北的台灣文化協會，都是兩地的台灣知識菁英成立的，也都以提昇台灣文化為宗旨。一九二二年二月，日本水平運動指導者，也是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賀川豐彥，應台灣文化協會之邀請來台，蔣渭水及台北醫專學生甘文芳等前旅舍拜訪，賀川一見面即說：「你們現在還不配談獨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具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謠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現在培養你們的文化才是你們的當務之急。你們一旦獲得自己的文化，水到渠成，獨立的問題自然就會解決。現在侈談獨立，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成立東京的新民會，於一九二０年七月發行機關刊物──《台灣青年》，作為運動實際的實踐行動。在《台灣青年》第一卷第一號上，陳炘發表了〈文學與職務〉一文。該文劈頭便說：「無論洋之東西，時之古今，凡有偉大之民放察其裡面，必有健全之大學在焉，未聞有偉大之民族，而無健全之文學。」又說：舊文學「如富加裝飾之木偶，雖有濃麗之外觀，而無靈魂腦筋，是為死文學。」批評舊文學是未能善盡「啟發文化、振興職務」之失職的文學。除了強調「文學」對民族存在的重要性之外，也明白表示，只有有靈魂有思想的新文學，才能善盡這樣的職務。

一九二０年代的台灣文學，主要以擊鉢聯吟，散佈在全台的各地詩社、詩會的舊文人為主。台灣的舊文學，在清治的末期，由唐景崧等人的推波助瀾下，詩社紛紛成立，擊鉢聯吟盛況空前。日本治台後，可能是體認到這些詩社、詩人「遊戲」的本質，無害卻有益於其政權之穩固，不僅不予禁制，反多予鼓勵。據統計，全台詩社最盛時期，達二百六十一社之多，保守估計，全台詩人超過五千人。正如批評者所言，滿街都是詩翁詩伯。但他們「拿文學來做遊戲」、「把這神聖的藝術，降格降至實用品之下，或拿來做沽名釣譽，或拿來做迎合勢利之器具。」「．．．青年，被這種惡習所迷，遂染成一種偷懶好名的習。」

以詩社為主要活動場域的舊文人，無法承當自武力抵抗進入非武力抗日運動的社會運動軸心，是先天的文學體質就決定的，所以，在台灣的「新舊文學論戰」（一九二四年）發生之前，台灣的新文學已經和台灣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民族解放運動併生，成為緊密不可分割的整體運動。台灣的新文學作家和台灣社會、政治運動的健將，往往都是同一個人的雙重身份，台灣社會運動的組織與文學運動的社團，不是互相支援，就是成員嚴重重疊，都足以充分說明此一現象。

因此，日本在一八九五年以武力征服台灣，以及之後的，以殖民為目的，警察手段統治策略，是促成台灣新文學誕生的最主要背景，台灣新文學是接續於台灣人民武力抗日、保鄉衛土精神的，反抗帝國主義統治、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去殖民抵抗運動的一支隊伍。這樣的運動精神起源於新覺醒的台灣住民意識；易言之，也就是由於武力征服和殖民統治壓迫，被激發出來的住民意識取代了原有的移民意識。而且，此一住民意識的興起，不僅消弭了各期、不同族群移民的分歧，也統合了原住民與移民，使台灣人的民族融合得到加溫的效果，大大向前邁步。

從這樣的歷史背景看，台灣客家民族幾乎可以說沒有時間差地在第一時間就投入抵抗日軍武力進犯台灣的武力抗日陣營。一八九五年，日軍即將進犯台灣的消息傳出後，在不少士紳毀家紓難、組織義軍抗日，文人投筆從戎加入義軍陣營的隊伍裡，客家族人不落人後，先有台灣才子丘逢甲加入台灣民主國，繼有桃園胡老錦、新竹姜紹祖、苗栗吳湯興，先後加入抗日義軍的行列。在日本佔領台灣後的二十年間，也有一九０七年的北埔蔡清琳抗日事件，一九一三年的苗栗羅福星抗日事件。顯示客家族群在一八九五年之後，已經和其他族群無分畛域地，建立了台灣住民意識，也承續了台灣人保鄉衛土，反帝、反殖民統治的族群精神主軸。

從這樣的精神主軸出發的台灣客家新文學，既不自外於整個產生台灣新文學的大環境，也從未偏離其精神主軸，是在台灣新文學的大家庭中共同奮鬥的一個成員；但由於台灣客家民族擁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和歷史因素造就的民族性，勢必成為創作中的特別質素，而成為作品的特色，值得另立一個討論的領域。

二、日治時期的台灣客新文學作家及其作品

從一九二０年代展開的台灣新文學史裡，有賴和、龍瑛宗、呂赫若、邱春榮、吳濁流、鍾理和等客籍作家參與或活躍於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壇，但嚴格說起來，賴和和呂赫若不僅是「福佬客」，他們的文學和他們的客家血統，可以說沒有絲毫相關。賴和可能在祖父的那一代已經不講客語，也沒有人告知他相祖先是客家人，要不是他在〈登大嵙崁〉一詩中自我表白，別人也不會知道他是客家後裔。賴和的詩，是這樣寫的：「我本客屬人，鄉語竟自忘。戚然傷懷抱，數典愧祖宗。」客觀的環境使然，忘祖也是無可奈何的；呂赫若的情形，想必也是如此。至於龍、邱、吳、鍾等人，則以他們的作品或文學發言，代表了「客家作家」的意義。鍾理和的文學，主要的在戰後，放到戰後的部分，再予討論。

邱春榮（一九一？～一九三四）屏東人，廣東中學肄業，曾在《台灣新民報》發表〈青溪草堂筆記〉、〈結婚的理想〉等作品。一九三０年代的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論爭時，他曾經發表了兩篇文章：〈致鄉土文學運動的諸位先生〉、〈致鄉土文學台灣話文的──哀的美敦書〉。是賴和之外，唯一參與是項論爭的客籍作家。邱春榮的發言，不僅深受對手重視，黃石輝、郭秋生等人都鄭重引述他的意見並據以辯駁，郭秋生還特別興奮有客家人參與討論。「至於邱春榮先生的出頭，真使我們要多大感謝不置，難得有客人兄弟的貴意見啦。只可惜他的提論並不是立在客人兄弟的地位，僅說一句『事不兩全』以微露他的不願而已。」無論如何，邱春榮都是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位曾經表明自己是客族人而留下作品的新文學作家。

在論述的開頭，他首先表明「正在寫一篇長篇小說」，正在日夜不停地趕工。其次，他表示只對鄉土文學運動的附產物──台灣語文發表見解。他不否認「言文一致的文體」是寫作者的理想，但是他「斷言」一定不會成功，因此反對台灣話文之主張。他說，設若非創造台灣話文，台灣的一般大眾便不能夠得到賞讀文學的利益，非創造台灣語言的文字來建設台灣的鄉土文學不可。那麼，大阪人就得創造大阪話的文字來建設大阪話的鄉土文學，九州人創造九州話的鄉土文學，．．．全中國「定不止有百幾個鄉土話的鄉土文學」。因此，他認為統一的國語，固然不免犧牲方言，在不得已，無法兩全其美的情況下，犧牲方言定出國文或國語來，才不是逆時代而行。後文則再三強調鄉土文學、台灣話文的論爭，已令島民厭惡。充分顯示年輕人的盛集、焦躁。

龍瑛宗（一九一一～一九九九），本名劉榮宗，出生於新竹州北北埔庄，台灣商工學校畢業後，考入台灣銀行，被分派至南投分行任職，後轉台北本行。一九三七年，以任職南投的生活和心情為背景，寫出的第一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懸賞小說佳作獎，一舉闖進日本中央文壇，立刻受到文壇矚目。這篇描繪黑暗的殖民地社會裡，受到扭曲、壓抑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內心的苦悶、彷徨與幽怨，呈現殖民地人民內在心靈樣貌的作品，不僅有別於自一九二０年代以來的台灣寫實小說傳統，也是台灣小說首見描寫現代人心理的挫折，哲學的瞑想以及濃厚的人道主義等質素交揉在一起呈現的作品。龍瑛宗從此成為新文學創作行列裡重要的一員。作品有小說、詩、隨筆、文藝評論、時評等。

一九三九年加入西川滿發起的「台灣詩人協會」，擔任文化部委員。詩人協會改組為「台灣文藝家協會」時，他出任《文藝台灣》雜誌編輯委員，兼小說部理事。一度還辭去銀行工作，到《台灣日日新聞》擔任編輯。一九四二年，與西川滿、張文環、濱田隼雄四人代表台灣作家，出席在東京召開的第一屆東亞文學者大會，為戰爭時期最活躍的作家之一。

戰爭時期的龍瑛宗主要作品，有〈黃昏月〉、〈白色的山脈〉、〈午前的懸崖〉、〈不知道的幸福〉、〈一個女人的記錄〉等。原本有意出版小說集，卻受到台灣總督府警察課阻撓，日治時代，僅出版了文學論集《孤獨的蠧魚》（一九四三．十二．十一，台北，盛興出版部出版，台灣文庫刊行會）。龍瑛宗的小說特色是從外在客觀世界的描寫，走向主觀的內在心靈世界的探索，但並不能說他因此忽略或忘記客觀世界的存在，譬如，他一些以女性為主題的作品，〈一個女人的記錄〉、〈不知道的幸福〉、〈白色的山脈〉等，不僅沒有明確的時代、社會（環境）、族群背景可以供讀者記認，連主人翁的名字也被省略，可是誰也無法否認，這些作品給人的整體意象，絕對可以按圖索驥，提供讀者解讀所需的時代環境背景，尤是他近乎、偏執地在這些作品裡提到的「不為人知的幸福」，對人生幸福的定義，所做的不同的註解。〈不知道的幸福〉描寫一位被親生父母無故（非家貧因素）賣給別人當童養媳，飽受婆婆、丈夫凌虐的女子，離婚後憑一技之長，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卻主動愛上一位五官不正、體弱貌衰、家徒四壁的老丈夫，十年後，和她一起生下一子的老夫病逝在她的懷抱裡，回丈夫一生從未對她怒目相向、遑論動手出拳，回味起來無限滿意的幸福，卻不是外人能瞭解。

戰後，龍瑛宗出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主編，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十月，曾經掀起戰後初期一股文學熱風，有不少僅能以日本寫作的作家，在這裡找到一個苦悶心情的出路，吳濁流、葉石濤、王碧蕉、吳瀛濤、詹冰、王育德、黃昆彬等人都在這裡重新燃起文藝創作的熱忱。龍瑛宗自己也寫了不少作品，像〈飯桶論〉，抨擊尸位素餐、枉顧民生疾苦的官僚，火力既強又猛，呈現的是另一個樣貌的龍瑛宗。可惜，日文欄被停刊之後，龍瑛宗也就暫停了他在戰後的文學活動。一九四九年重返銀行界工作，直到一九七六年自合作金庫退休止，「其間空白的日子長達二十星霜」。一九七七年起，龍瑛宗重新拿起筆來寫〈夜流〉、〈月黑風高〉等作品，也完成了長篇小說《紅塵》，由鍾肇政譯成中文，在「民眾日報」副刊連載。《紅塵》「寫的是戰後台灣社會的形形色色，如所週知，台灣社會在戰後形成天旋地轉般的變革，謂之為價值體系的顛覆，似亦無何不可，譬如人們不再以道德來規範行為，也是顯而易見的轉變，於是社會上一切向前看的風氣，便在極的期間內形成，劣質的民族性格便也隨之而裸露。本書，中作者雖然未明顯點出來，但明眼人不難察出那是無官不貪、無處不污的習氣所帶來的。．．．本書裏的一些要角，腦筋儘在錢上打轉，戰前在台灣社會不可想像的賺錢手法，如囤積居奇、買空賣空等等成為商場常見的手段。龍氏久在與商界挨得很近的金融界服務，看得真切，也體會得深入，因而寫絲絲入扣，也就毋怪其然了」。

八０年代以後，也直接以中文寫作，出版有中文短篇小說集《杜甫在長安》（一九八七．聯經）。戰後出版的作品有《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遠景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七集，收有〈黃家〉、〈貘〉、〈黃昏月〉等七篇小說。、《午前的懸崖》（一九八五．蘭亭）、《龍瑛宗集》──前衛版「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部分。（一九九一．二）長篇小說《紅塵》（一九九七．遠景）。

吳濁流（一九００～一九七六），本名吳建田，出生於新竹新埔巨埔客家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任公學校教諭，因與督學爭論教育理念，被故意調任苗栗四湖公學校任教，再調五湖分教場，迄一九三七年才轉任鄰鄉關西公學校。吳濁流任職苗栗期間（一九二二～一九三七），適值「栗社」（一九二七）創立，加入為社員，亦為重要成員。在傳統詩的創作領域裡，收穫量極為驚人，出版有《濁流詩草》（一九七三．一．一，台灣文藝雜誌社出版）。自題「濁流詩草二千首出版紀念」，時年七十三歲。漢詩寫作，是吳濁流最初的文學表達方式，也是他終身使用的表達工具。

三十七歲，偶然受日人女同事之激，開始創作小說。第一篇作品〈泥沼中的金鯉魚〉獲得《台灣新文學》小說徵文「入選後補」。其後，陸續有小說、評論發表。回到關西任教不久，又因抗議督學凌辱教師事件，憤而辭職。一九四一年赴中國南京，任《大陸新報》記者。一年後返台，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這一趟南京之行，促成他寫作《南京雜感》及《亞細亞的孤兒》這兩部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他的文學觀念與小說風格。《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太明》，描述一位出生於日本治台不久的台灣人胡太名，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經歷。胡太明繼承自祖父反清復明，大明遺臣意識的名字，用客語唸，與「扶大明」同音。太明長大之後，只見祖父的一代，已逐漸自人生的舞台退出、凋零；父親一代的，搶著搭皇民化列車，爭著當御用士紳，太明自己也受日本教育，成了公學校教諭。在親身經歷日人歧視性的教育，抗議無效之後，太明辭職往日本發展，發現那裡的台灣人，尤其是客家人，都不敢以真身份、真面貌見人，乃失望而歸。回到台灣的太明，既謀生不又遭日警監視，於是又出走中國。他發現台灣人在中國，不是附驥於日本人就是依附汪精衛偽政權，，既不見容於日人，也無法獲得中國人的信任，處處遭人猜疑，太明幸得當警察局長夫人的學生協助，逃出魔掌，否則就要成了祖國夢的祭品。回到台灣的太明，處境更為艱難，被日軍征調到廣東服役，在被迫當劊子手處決中國H時，暈厥、精神失常被遣送回鄉，最後，太明題下反日詩後，被髮跣足走向大海而不知所終。

這部作品是在戰爭後期，冒著極大的風險完成的。吳濁流認為文學就是要為自己生活、經歷過的時代留下歷史的見證。而且，歷史的事實不容抹煞，人間是非不容混淆，公理正義一定要得到伸張，因此，他從《亞細亞的孤兒》的寫作經驗中，培養了一種把筆當劍，要在人間仗行俠，不讓奸邪宵小有一絲僥倖，揭奸發惡不遺餘力的「俠義文學」風格和信念。文評家葉石濤說他的小說是「瘡疤！瘡疤，揭不盡的瘡疤！」是一種發揮「社會病理學家」特質的文學。他後來由於任職報界，在台北市親眼二二八事件的種種，也因身處新聞界的特殊管道，了解醜陋政客的許多惡行劣跡，他同樣以知識分子大無畏的精神，堅持不避白色恐佈，寫出《黎明前的台灣》、《無花果》、《台灣連翹》，這些為自己經歷過的時代，留下歷史見證的作品。吳濁流在寫作這些作品時，並不在意文體的格式與文學的規範，可以肯定的是，若拿〈水月〉、〈泥沼中的鯉魚〉做比較，他絕對知道小說寫作的規範和技巧，但追求歷史真相、捍衛人間正義的性格，壓倒一切，可能就顧不得小說技巧了。但也因此成就了吳濁流文學的獨特性。他從寫作《亞細亞的孤兒》這部作品，確立了一種秉春秋之筆而寫作小說的文學風格和創作使命感。其實，這部作品所探觸的台灣人來自歷史命運的悲情，作為題目的「亞細亞孤兒」更是一語道盡了五十年日治下台灣人民內心深藏的、共同的辛酸。其實，所謂「孤兒意識」在戰後台灣，也一樣重重敲擊許多悲天憫人的知識份子心靈，吳濁流憑此一點，已經完全足夠在台灣文學史上不朽。

戰後的吳濁流更同時扮演了台灣文學戰鬥士的角色。吳濁流不僅是戰後少數繼續以日本創作的作家，更毅然獨力創辦了一份影響戰後台灣文學發展最深遠的本土文學雜誌──《台灣文藝》。一九六四年，台灣由國民黨政府統治了近二十年之後，吳氏有感於社會風氣日趨敗壞，吸不到一滴文化的露水，社會有向下沉淪之虞，而自覺在文化沙漠中創造一塊文化綠洲，是文化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九六四年，他抱持抛磚引玉的心情，獨資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希望能獲得社會各界的迴響，引發文化有心人的共鳴。可惜，預定四期的資金用完之後，並沒有得到社會各界的奧援，吳濁流也沒有因此停下推展台灣文學的腳步，雖然不得已由月刊改為季刊，仍然以近似「沿門托缽」（鍾肇政語）的方式，把雜誌撐下，來陪著他走完一生，在他手裡一共出版了五十四期。為了鼓勵《台灣文藝》的創作者，他毅然在一九六年設立了「台灣文學獎」。以文學運動的方式推動台灣文學，堪稱戰後最積極最有成效的文學運動家，《台灣文藝》的存在，是戰後台灣的文學本土化最重要的據點。

一九六九年，吳濁流將他自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專門委員退休的退休金捐出來，設立「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以基金孳息設立「吳濁流文學獎」。成為可長可久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學獎，三十多年來，仍繼續辦理。吳濁流在〈我設立文學獎的動機和期望〉一文開頭有一詩，表述他創立文學獎基金會的期望：

「誓將熱血挽狂瀾七十光陰一指彈

寄語萬千諸後秀一心一德振文壇」

鼓勵年輕一輩的創作者，共赴台灣文學大業的殷切之情，可謂躍然紙上。吳濁流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兼具了古典詩人和新文學小說家的身份，也同時具備了創作者與文學運動家的地位，更由於跨越戰前、戰後世代，擔任台灣文學橋樑地位的重要作家，也是台灣文學界最醒目的客家作家。

三、戰後台灣客家作家及其作品

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生態，最大的衝擊，當然是來自政權的遞變，原本活躍於戰前的作家，戰後由於幾乎沒有語言遞換的緩衝空間，和文盲沒有太大的區別，但似乎又由此見證了台灣作家強靭的生命力，以及生生不息的文學生機。事實上，接數政權未給予日文台灣文學作家喘息機會的情形下，仍然有作家能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克服困難，以中文寫作，呂赫若就是一個在一九四六年即以中文發表小說的例子。當然，吳濁流持續以日文寫作，一樣達到延續台灣文學香火的目的，也是一種例子。此外，像鍾理和那，樣戰時不在台灣，戰後回台灣時，已小有成就的中文文學作者，一樣也對戰後台灣新文學建設運動，投注了一股活力。此外，戰後新生代作家，像鍾肇政之類的，受的是完全日文教育，戰後從零出發的文學生力軍，也不曾耽誤太多時間即投入戰後台灣新文學的行列。在戰後台灣新文學的隊伍裡，形形色色的新成員，都不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客家作家。而且，他們在不久之後，因政治因素引發的台灣文學苦難歷史裡，加入奮鬥、戰鬥的行列，作出重大的貢獻。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政治風暴，以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厲行的戒嚴統治，帶來的長期白色恐佈，台灣文學受到思想箝制，失去思想、創作的自由，文學創作受到扭曲、壓抑，戰後的台灣文學發展，再度面臨去殖民返還本十的漫長奮鬥過程，客家作家在這樣文學運動史頁裡不僅不曾缺席，更作出卓越的貢獻。

屬於戰後第一波的台灣文學客籍作家有鍾理和、鍾肇政、林鍾隆、鄭煥、詹冰、杜潘芳格、羅浪等人，出現在戰後初期的文壇。

鍾理和（一九一五～一九六０），出生於東高樹大路關客家庄，青年時代遷居高雄美濃。公學校畢業後，因體檢不合格未能進入中學就讀，開始閱讀小說及試作小說。十八歲時，在父親經營的農場認識同姓女子台妹。由於家人堅決反對同姓結婚，乃於一九四０年，攜台妹奔逃至中國東北瀋陽，以行動反抗舊封建觀念。由於在瀋陽生活不易，旋遷居北平，迄一九四六年三月底，台灣人不見容於北平，乃舉家遷回台灣。鍾理和旅居北平期間的生活重心即在從事文學創作，具體的成果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北平馬德書店出了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雖然裡面只有收入四篇小說，有三篇以北平生活為背景，一篇寫的是台灣故鄉的人與事，事實上，鍾理和在這段時期寫過不少作品，只是尚未能完成而已。同姓結婚「奔逃」是鍾理和生命中文學火花的燃點，中國瀋陽，北平的生活，則促使他以往以寫作為終職志的人生道路。

一九四六年三月底返抵台灣的鍾理和，隨即受鍾璧和──〈校長〉一作中的「校長」之聘，布內埔初中擔任教師。不久即發現染肺結核，延至一九四七年初始北上就醫，辭教職。八月赴基隆中學任教，十月再入松山療養院，迄一九五０年十月才出院。經歷與病魔纏鬥三年、耗盡家財、鑿去六根肋骨的劫難之後，返回美濃。

此後十年，就是鍾理和投入創作的歲月。病後的鍾理和，身體受到重大創傷，無法從事需要體力的勞動工作，他選擇重執彩筆寫作。這是，只有三十五歲的鍾理和叩經歷了所有人生可能經歷的苦難的考驗，以他豐富，也是真生命換取的經驗，所寫出來的作品，雖然曾有人指出都是根據個人的經歷的寫實之作，但恐怕誰也無法否認，鍾理和的作品裡蘊積的成熟的人生智慧，遠遠非他這個手齡的人所能及。他從非凡的苦難人生經歷中得到的人生智慧，構成他的文學最珍貴的特質，他是崇仰生命的作家。

一九五五年，他完成了長篇小說《深林》，後來改題《笠山農場》，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舉辦的長篇小說徵文獎第二獎（第一獎從缺）。《笠山農場》雖然寫的是「笠山農場」主人劉少興與反對兒子致平與同姓女子淑華同姓結婚，導至兒子遠走他鄉、反抗封建，追求婚姻自由、自主的故事。但這部作品的主幹部分，仍然指出劉少興個人的性格、人生見解、行事風格，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劉少興一方有開創、冒險、勇於嘗試的性格，不肯英雄雌伏於地主的身份，從事貿易，跨行到運輸、建材、布匹等商業領域，也有國際視野，買下農場，準備經營畜牧、種植咖啡，都是一般土地主不能及的新頭腦。但問題在於他新得並不徹底。小說一開頭就出現了農場的敗象，雇來的農民、工人並不積極，主要是對他們所做的事並不瞭解、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因此，養的牲口生病、死亡，和後來咖啡出現斑點，水土不服，不適切於台灣的品種，導致失敗的情形相同，都是由於只有一知半解的「新事務」的了解便貿然從事，失敗似乎是命定的。正如致平憤慨的批評：「這是我爸一貫的作風：新事業，老法子！」劉少興是一個新的不徹底的人物，也是他後來事業失敗的致命原因。但他並不自覺，他具有別人沒有的行事氣魄和自信，卻缺乏完整、全套的現代知識，所謂半調子的過渡時期的人物，不僅導致個人事業不能成功，也造成家庭倫理的悲劇。

劉少興有他強勢自信的一面，有魄力、有實力，才能憑一時興起買下大片農，他抗拒迷信，不聽江湖術士對農場「地理」的批評意見，顯示他「狀似前進、開朗」，事實上，他無法有效管理契約墾戶、工人，也不具備養牛、種咖啡的技術、知識，也不能做到人和，處與鄰農的人際關係。導致契約墾戶獲利潛逃，工人伐竹與鄰農造成界址糾紛，破壞道路不讓農場牛車出入，偌大農場也沒有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農場財物遭人盜採卻束手無策，次子更在灌溉糾紛中，遭宿怨鄰農擊傷致死，結局以「家敗人亡」形容，庶幾近之。

劉少興半開朗、半封建的性格，也使得他在事業上失敗的經驗，拿來處理三子致平的同姓之戀的婚姻上，同姓不宜結婚的原始原因何在？不去探討。在同姓卻血源已相隔幾百年的情形下，已完全沒有血綠接近不利優生之顧慮之類的「新知」，無法進入他的腦袋，原由就在他的封建威權讓他拒絕重新思考。致平出走，是劉少興的失敗，同樣也出自他的性格。

《笠山農場》還顯現了鍾理和的土地觀自然觀。小說裡有一個微不足道、甚至是有點滑稽的人物──饒新華，可以說是作者拿來和劉少興的人生作對比的人物，從現實和世俗的觀點，這兩號人物是對比不起來的。但相對於劉少興對農場的絕對主宰能力，饒新華依附在笠山前幾代的主人，僅只是農場僱用的長工，但他卻是「山精」，只有他才能優游山林，他能在山林裡過得自給自足，他屬於山林，山林也屬於他。這對劉少興的人生而言，是極大的諷刺，這麼強勢而擁有山林的人，其實並沒有達成任何實質的主宰權，一無所有的鐃新華才是山林真正的主人。鍾理和透過鐃新華詮譯了他的土地觀自然觀。

此外，《笠山農場》也創造了一位極為特殊的客家女性──阿喜嫂、李壽妹，也就是淑華的母親。致平決定攜同平妹奔逃時，完全是「阿喜嫂」的果斷、承擔所促成的。阿喜嫂很年輕的時候便守寡，丈夫留下一堆幼年的孩子由她照顧，死時難以瞑目，她反而安慰丈夫只要田頭田尾多種幾顆蕃薯就可以把這群孩子養大。也有人要替她作媒再婚，都被她明智的拒絕了。她認為再婚將失去對自己、對子女的自主和自由而幽默地婉拒了。淑華擔心自己走了，弟妹年幼，母親失去左右手，劉家的人必然怪罪，生活將陷入更大的困境，阿喜嫂卻以再大的困難都經歷過了，堅定，勇於承擔的生活信念，是《笠山農場》中，另一個成功塑造的角色。總體而言，這部作品呈現人物看待生命的態度，遠比說同姓之婚的故事，佔了更重要的部份。由敬重生命而詮釋生命，也成了鍾理和小說最高的創作宗旨。

鍾理和作品的主題，大致上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他旅居中國期間的經歷見聞寫成的作品，如<夾竹桃>、<人門>、<泰東旅館>等，部分是未完稿。第二類是戰後初期的經歷和見聞，如<白薯的悲哀>、<祖國歸來>、<校長>、「故鄉四作」等。第三類是松山療養院的病中經驗，如<奔逃>、<貧賤夫妻>、<薪水三百元>、<復活>等。第五類是寫生活週遭的人物，如<阿遠>、<菸樓>、<老樵夫>、<雨>等。有《鍾理和全集》共六冊出版﹙一九九七、十，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鍾理和文學最大特色，即在傳達他對生命的信仰和感動，平凡的人物，平常的生活故事，卻無一不是認真生活、嚴肅看待生命的一群人，且無一不是在散發其生命的光芒。鍾理和一生奉獻於文學的故事，不畏苦難，堅毅地為文學奮鬥的精神，正是客家人刻苦精神的體現。

鍾肇政﹙一九二五~﹚，出生於桃園龍潭九座寮客家庄。一九四二年，私立淡水中學畢業後，即任國民學校教職。戰爭末期再進入彰化青年師範就讀，被徵服日本學徒兵役時，因感染瘧疾，錯失適當治療而留下重聽之後遺症，也使得他無法適應台大中文系之學業，退學回去任國小教師，迄一九七八年退休。鍾肇政從小接受日本教育，戰後使從基礎學習中文，卻自一九五一年即投入文學創作、發表作品，是戰後新生的第一代台灣作家。

鍾肇政的作品已小說創作最具代表性，尤其是三部曲，是台灣大何小說的開拓者。進入六０年代，鍾肇政即著手已戰爭時期客人經驗為主題的《濁流三部曲》之寫作，首開台灣小說「三部曲」寫作之先行。接著他又以十年時間，完成了大河小說－《台灣人三部曲》。迄今（二００三年），鍾肇政完成短篇小說﹙已出版者﹚十部11，長篇小說二十五部﹙還有兩部遺佚﹚。另有翻譯、隨筆、遊記、回憶錄、書簡、論述等，著作等身。桃園縣文化局出版有《鍾肇政全集》三十五冊，總字數逾兩千萬字，堪稱台灣文學之最多產者。

「濁流三部曲」－《濁流》、《江山萬里》、《流雲》完成於一九六一～一九六四年，是作者描述自己的日治時代被殖民統治下成長、生活的自傳小說，也是台灣知識分子的殖民地傷痕文學。小說的背景分別是作者受教育，由公學校而私立中學、升學考試失敗，任公學校教師，就讀青年師範被徵召當學徒兵，迄日本戰敗、自修「國語」，再任國小教師的經過。記錄了日本在台灣辦教育的情形，以及戰爭時台灣人的生活與感思。有愛情、友情、親情的故事，亦有異民族、異性間的情感糾葛。是一部全面性反應時代的作品。

「台灣人三部曲」－《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是以台灣人淪陷午時填歷史寫成的民族史詩，是台灣小說寫作歷史上大河小說寫作的先河。第一部《沉淪》寫一八九五年淪日之際，農民為保衛鄉土揭竿而起的武力抗日故事。第二部《滄溟行》寫一九二五年，總督府公佈「退職官俯下無斷開墾地」條例，在中壢引發的農民抵抗運動為背景，寫農民組合領導的農民運動。第三不寫戰爭時期，皇民化運動展開之後，加緊思想箝制自日本台的知識青年，因受到特務跟蹤逃亡的故事。三部曲分別是台灣抗日本殖民統治歷史三個不同的階段，串接起來，視為紀錄台灣人精神演化史的史詩。

文學創作外，鍾肇政在台灣文學運動史上，亦有不容忽視的不朽地位。一九五七年，在他的召集下，當年有限的本土籍作家，透過通訊的方法討論文學，切磋寫作技巧，激勵士氣的《文友通訊》，是他推動的第一個文學「團體」，三家的作家都在這裡得到實值得鼓勵，尤其是鍾理和。一九六四年，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鍾肇政則是他的主要助手。一九六五年，鍾肇政積極推動「本土省籍作家作品集」十冊﹙文壇社﹚，以及「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冊﹙幼獅出版社﹚出版，使將近兩百名的台灣本土作家作品，在台灣文壇以「集體」的方式亮相，意義非凡。一九六七年，吳濁流去世，《台灣文藝》由鍾肇政接辦，達十二年之九，他同時又接下了「民眾日報」副刊的編輯工作，犧牲自己的文學創作，卻造就也鼓舞了無以數計的青年後輩作家。其後，他又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和「台灣作家全集」的文學史顆出土，文學成果的總整理方面，或擔綱主持，或提供佇立，貢獻良多。他是台灣文壇的火車頭，為客家作家在台灣文學放出光芒。

九０年代，客家人為客家權益、還我母語運動走上街頭時，鍾肇政奮勇走在最前頭，負起領導的任務，後來「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時，他也順理成章，成為第一任會長，帶領客家人在台灣社會前進，成為重要的台灣客家精神領袖之一。鍾肇政從文學出發，從客家出發，但帶領的是全台灣的風騷，放眼也是全台灣的視野，可以說為台灣客家作家在台灣、在台灣文學豎立了不朽的典範。

林鍾隆﹙一九三０～﹚，出生於桃園楊梅，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國小較師，其後以高考及格及檢定考試等途徑，取得中學及高中教師資格。任教高中迄一九八０年退休。就讀師範學校三年級即開始發表作品的林鍾隆，被稱為全能型作家，寫詩、譯詩，寫小說、譯小說，寫散文、譯散文，有童話、童詩創作，也有童話、童詩譯作，更有語文教學方面的著作。出版著作有數十種之多，是一位多能多產的作家，長篇小說《愛的畫像》、《暗夜》、《梨花的婚事》是其代表作。

他在小學的時代受日本教育，中學以後受中文教育，開始寫作的時間，反而比受過完整日文教育的鍾肇政更早。鍾肇政說，林鍾隆的小說「大多以文字簡鍊流暢，佈局明快緊湊，故事曲折動人取勝。讀他的作品，往往都被牢牢第吸引註全神全靈，非一口氣讀完便不忍釋手」。12林鍾隆的小說，於人性人情琢磨甚深，也在感情細微處展現他的特質，雖然數十年的作品都表現了一定的風格，並未和時代、環境產生緊密的對話，卻以生活故事、人間風情的描繪，穩穩的暫定一個創造的角落。最重要的事，他是文壇罕見的勤奮耕耘者，數十年來，都有源源不斷地作品產生，是一位以寫作精神突顯族群特質的客家作家。

鄭煥（一九二五~），桃園楊梅人，畢業於宜蘭農校，戰後從事農耕，亦耕亦寫，描寫農民生活的小說，有他獨到的切身經驗。鄭煥和鍾肇政一樣，都是接受完整的日文教育的一代，戰後才開始從中文學起，於一九五六年開始發表作品，迄一九七二年止，鄭煥再大約十六年間，完成中短篇小說數十篇，長篇小說四部，計約百餘萬字。七0年代，迫於生活，離開山村，也離開文學，自稱是文學界的一名逃兵。

鄭煥的文學之跟，在台灣的泥土地，他的小說大部分都是在描寫居住在山區的貧困、寂寞、勞苦的農民，他們的世界裡，固然有人的邪惡、罪行，以及毒蛇等危機存在，但卻不容許有人被棄它、褻瀆它，他的筆下寫的是擁抱土地的農民。也許農民的擁抱裡，有死亡、有勞苦、有危機，但並影響農民擁抱土地的本質。鄭換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說集《茅武督的故事》（一九六八年，水牛）、《毒蛇坑繼承者》（一九六八年，蘭開）、《輪椅》（一九六八年，商務）、《長崗嶺的怪石》（一九七0年，台灣省新聞處）、短篇小說集《崩山記》（一九七七年，文章）、「台灣作家全集」《鄭煥集》（一九九一，前衛）。另有長篇小說《女酪農》、《蘭陽春夢》以發表未出版。

詹冰（一九二一～），本名詹益川，出生於苗栗卓蘭。一九四四年畢業於日本明治醫專，具藥劑師資格。學生時代即開始以日文寫詩，一九四六年，仍在龍瑛宗主持的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繼續以日文發表詩作。一九四八年參加銀鈴會，在《潮流》發表詩，也在新生報「橋」副刊發表小說及詩。一九五四年，任卓蘭中學理化教師，旋辭職，二年後再任教職，迄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五七年起有中文詩作、小說發表。一九六四年三月，吳瀛濤、桓夫、錦連、趙天儀等人在其府上宣布成立《笠》詩社。一九六五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綠血球》（笠詩社）。詹冰在《潮流》上發表文章以論述為主，頗能顯現他基本的文學觀點。例如：應現代醫學人體解剖的原理，分析莫泊桑的小說，從小說結構必須具備的幾項要素，以圖解的方式解析作品。顯示他有文學作品解讀、剖析「科學化」、「規格化」的想法。又如，他強調文學作品中，不可忽視人的尊嚴，不分白人、黑人，或任何人，「一切的人只要是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尊嚴…..」不得以任何理由損壞。此外，他呼籲詩人寫有良心的作品。他不同意詩人「像小鳥般地歌唱」，小鳥歌唱，只是自然發生，沒有「歷史努力」沒有進步可言。詩人的每一篇詩，「必須是一支小小實驗管」。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發生後，「銀鈴會」精神領袖楊逵被捕，主編張彥勳自首，朱實逃亡，埔金被捕，可能因為涉及他案被處決，林亨泰被約談，會務因此而暫停。直到受聘為中學教師之後，才逐漸恢復創作。

林亨泰說，詹冰的主知詩觀，不同於賣弄、炫燿知識為目的的主知，但對於沒偶具備相對等知識的閱讀者，也是無法充分了解他的詩，無論創作抑或閱讀，都必須要有「攝函豐富知識的能力」。詹冰被稱為台灣現代主義詩的驅使者，主要是由於他從詩的視覺性特色，發展出「圖像詩」，以及他的詩裡的實驗性特色。他的現代主義也顯然早於五0年代紀弦現代派的現代主義，也不受現代派影響，不曾隨著現代派的浪花起舞。有些詩，還是寫實的。

詹冰已出版的作品集、兒童文學集小說等，詩集《綠血球》（一九六五年、十，笠詩社）、《實驗室》（一九八六、二，笠詩社）、《詹冰詩選集》（一九九八、五，台中市立文化中心）、《銀髮與童心》（一九九八、五，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及《詹冰詩全集》三冊（二00一、十二，苗栗縣文化局）。另有詩、散文、小說合集《變》（一九九三、六，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杜潘芳格（一九二七～）出生於新竹新埔，新竹高女畢業後，曾考上「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就讀，旋即就任教職而未畢業。在新竹高女就讀的時候即開始用日文寫詩，也寫散文和小說，他說：「那時候寫作，並沒有想到要拿給別人看，就想是寫日記一樣，指當作是心靈上一個秘密的地方，當作是一個朋友，因為無法把苦處說給人家聽，所以把苦悶化作文字寫出來，詩是暗喻，指要有心人才會看的出來，才能真正了解，所以最初寫詩是因為自己喜歡，讓自己陶醉的。」13因此，杜潘芳格一直保持寫詩的習慣，卻未發表。戰後、婚後，她都保持這樣的詩做特性，她也常是用中文寫作，直到「笠詩社」成立的第二年，她加入之後才逐漸有作品發表。有人幫她把日文寫的譯成中文，有人幫忙修正她的中文作品，乃逐漸成為《笠》詩刊的重要詩人。

李魁賢說，詩的傾向，可概括分為兩類，一類是強調外部真實，著重生活經驗的現實主義傾向。一類是強調內部真實，著重美感純粹經驗的現代主義傾向。「在杜潘芳格的理念裡，詩是個人表現的語言，透過詩人的體驗，投影於自身內裡去了解、共鳴才成立，因此，詩的過程是由內向性到外向性在反身於內向性的全部過程，……杜潘的詩較之現實主義，應較偏向神秘主義或奧秘主義，……以此主軸來看杜潘芳格的作品，應當是內向性優於外向性才對……」

14李敏勇也說：「杜潘芳格的是詩思動人、詩想深刻的女性詩人，她的作品具有女性的細膩特質但又超越女性的限制而馳聘再思想與批判的層次；她的詩的抒情性含有對於人生的本質的感悟而不是個人的生活雜感；而其思想它含著宗教、自然、社會、政治…..，批評的精神真摯而又深刻。」「杜潘芳格確是一棵女人樹。她的詩，是抒情性隱含在剛性思唯裡的詩；是在抒情理包容著思想的詩。雖然，因為她的生涯跨過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和戰後國民黨類殖民統治而面臨語言表達運用的困境，在戰後的中國國語敘述環境未能受到公允的評價，但是，在我心目中，杜潘芳格的詩人位置，與同時代的女性相比，唯陳秀喜與她最為突出。」15

她經歷過戰前、戰後兩個不同的統治體制，因此，作詩時，日語、華語以及母語的客語，呈現交叉思考的現象，曾經有人建議她乾脆以日文寫，把翻譯工作交給別人，她似乎並未此放棄為寫詩而與語言搏鬥的決心和勇氣，八0年代夠嘗試經由母語客語寫作。已出版的詩集有：《慶壽》（一九七七、三，笠詩社）、《淮山完海》（一九八六、二，笠詩社）、《拯層》（一九八八、一，高雄第一出版社）。《朝晴》（一九九0、三，笠詩社）、《遠千湖》（一九九0、三、笠詩社）、《青鳳蘭波》（一九九三、十一，前衛）、《芙蓉花的季節》（一九九七、三，前衛）。另有日文版《福爾摩沙少女的日記》出版（二000、九，日本東京，總合社，下村作次郎編）。

羅浪（一九二七～），本名羅浩泙，出生於苗栗福星里。日治時代國民學校高等科肄業時，未幫忙家計自行退學就業。由於對詩、對文學知濃厚興趣，自習世界名家作品，十七歲開始以日語練習作詩、寫散文。一九五一年時，還曾經發表過日文詩，戰後並未積極加入文壇的活動，初期緊與張健、黃靈芝、錦連等少數文友往還，一九六四年，《笠》詩社成立，加入為同仁，詩作漸趨積極。雖然經常參加笠詩社知國內外詩人活動，作品也入選各種詩選集，卻遲至二00二年十二月，才由苗栗縣文化局出版他生平的第一本詩文集《羅浪詩文集》，收入中文詩五十三首，日文詩三十六首級散文、翻譯、畫，他人研究羅浪的「資料」彙編等都為一冊。

年輕時就以日文寫詩的羅浪，由於在戰後遭受了生為台灣詩人無理的誣蔑和侮辱，他說：「忍受了許多抑鬱和沮喪，簡直生氣厭惡，只以一種憤世的自言自語：一切都不值得用心努力。如此，把自己關閉在那孤寂的夾縫，放逐希望的很長一段日子，詩，逐漸失去了光度、甚至死滅。……我為自己的沉默設想許多理由，在自我內面世界所有豐富的根源力，卻無法以直截地且有生成力的語言寫出自己真正的感受，…..心內或許有種無奈感，……沉默是語言被堵塞了出口，亦或有不願意語言出來的自我嚴酷的制約。」16這大概是羅浪寫作數十年，始終不出版詩集的主要原因吧！

他主張：「詩，是以文字寫作為創作工作之一種文學。詩越是純粹，詩人越遠離大眾，因此，詩人應該投入群眾之中而擁抱群眾。詩應與群眾共呼吸，而應具有群眾所能接受的本土性和社會性。」（見同前註）這樣的詩主張，實在很難把它和一位長期沉默的詩人取得平衡的印象。詹冰說，「羅浪是釣魚的高手∕同時，也是釣魚的好手」（〈釣魚者―羅浪印象記〉）。在《羅浪詩文集》出版之前，熟知羅浪情況的詩人莊金國也這樣期待著：「解嚴後，言論自由了，羅浪的詩窗仍吝於打開。釣詩的高手偏愛釣魚之樂，詩餌被備不用，喜愛羅浪者徒然乾著急。有什麼辦法能讓詩人靜止心騷動起來呢？如果明年不期然眼睛一亮，羅浪詩集如假包換地出現眼前，可別忘了我也是『釣蜘蛛高手』」〉17羅浪詩集遲遲不見出版，曾經是文壇翹首的大事。

徐和麟（一九二二～），屏東內埔美和村人，曾至日本東京京城中學留學，戰後曾從事農耕十餘年，後任職徐外科醫院。有詩集《淡水河》出版（一九六六、六，台北，葡萄園詩社。）

三、戰後新生一代的台灣客家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上）

嚴格說來，這裡所要描述的文學世代，與前述的一個世代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可以區隔，只是為了敘述的清晰，所以將他隔成另一個論述區而已。本段自一九三0年代迄戰前出生之作家，依照出生年代之優先順序概述之。

江上（一九三二～）本名江文雙，苗栗頭份人。曾受過日本教育七年，戰後畢業於台北師範藝術科。曾任中小學教師三、十四年，一九八九年退休。一九五四年開始學習中文寫作，初期已兒童文學及日本翻譯為主，一九六三年起致力小說創作，一九七三年以〈有一個死〉獲第四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說獎正獎。一九七六年，創辦「七燈出版社」以編譯改寫日文著作為主，創作出現停頓，也逐漸淡出文壇。

〈有一個死〉獲獎的過程，經過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他優點最多，有人認為他缺點最多。……我是站在反對者的立場的。有人喜歡在作品中些大概念（Greatidea）。〈有一個死〉似乎就有這個傾向。從這一篇作品，大概可以看出有三個叫明顯的大觀念。就是：死、信仰、愛情。但作者除了死之外，似乎都沒有把握到，也似乎不想發揮。而死本身似乎也處理得很牽強。」18這篇作品得獎後引起的熱烈討論，而且「好評」明顯不如「評惡」的情形，的確在吳濁流文學獎評審紀錄裡，十分罕見，可能和得獎的壓力一樣，都對江上的淡出文壇有一定的影響。其實，江上作品基調都是寫實的，語言樸實，小說的情節相當傳統，雖然不免受到時代文學風潮的影響，也在嘗試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將作品的時空、場景作交錯性的呈現，例如〈有一個死〉。其他，像描寫曠工的生活，社會男女情慾的糾葛，歷史素材小說的寫作，和〈有一個死〉都與人截然不同的印象。

出版有短篇小說集：《落葉集》（一九六八，鴻文）、《下弦月》（一九六八，水牛）、《田園戀》（一九六八、商務印書館），長篇小說：《明水照東山》（一九七七、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另有散文集、兒童文學、譯作多種出版。

李喬（一九三四～），本名李能棋，出生於苗栗大湖的番仔林。新竹師範普通科畢業，任中、小學教師二十八年，於一九八一年退休。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五九年發表第一篇作品，前二十年主要以短篇小說創作為主，寫兩百二十餘篇作品，出版過十四本短篇小說集。李喬的短篇小說，以不斷嘗試創新的手法，以不同的形式技巧，寫各種不同的人與事、多樣與多變化著名，但總的方向，則在探討生命的奧義。他出生在一個充滿悲苦的時代，貧窮、疾病、死亡包圍他的童年，人間像一座大苦網，人生就是「痛苦的符號」，投入文學創作，就是為了思索生命的救贖之道。

《山女―蕃仔林的故事》是李喬同年世界的縮影。也就是他的生命觀的起點，那是一個被上蒼恩澤遺忘的人間角落，貧窮、匱乏、疾病、死亡、飢餓、離別。如何讓人從這樣的煉獄裡逃出來，〈孟婆湯〉、〈修羅記〉、〈大蟳〉……這些作品裡，李喬確立了他的痛苦哲學，生命中有死亡，有無法脫解的痛苦，那麼便不應選擇逃避和反抗，受苦的本身是靈魂的提昇、精神的昇華。人的靈魂藉著人間的磨練，滌盡罪惡，完成救贖。

所以，充滿著苦難的世界的人們，從不選擇逃避，也不怨尤，反而多像「鹹菜婆」、〈鱸鰻〉裡的「石岡婆」之類的從人間煉獄裡掙扎過來的人物，決不放棄釋放她們人性的溫暖和光芒的機會。李喬的短篇小說，不僅創造了許多小說形式的典型，也創造了不少人物的典型，也可以自成一座獨立的文學王國。李喬的短篇小說，有一百八十餘篇，由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彙集為十一冊《李喬短篇小說全集》出版（二000、一，內含短篇小說十冊、資料彙編一冊）。

長篇小說共有十部，其中《山園戀》（一九七一，台灣省新聞處）、《痛苦的符號》（一九七四，三信）、《青青校樹》（一九七八、台灣省新聞處）、《情天無恨―新白蛇傳》（一九八三、前衛）、《蘭彩霞的春天》（一九八五、五千年）五部，是他短篇小說議題的延長，絕大部分仍在處理生命痛苦的問題，以「余清芳抗日檔案」資料敷衍而成的《結義西來庵》，是李喬進入歷史素材小說寫作的入口，從這裡引導出《寒夜三部曲》以及《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屬於李喬的長篇代表作。原名《冤恨慘絕錄》的《結義西來庵》，由於原檔案有三百萬字之多，加上作者的實地查訪，要把他濃縮為十六萬字，註定要綁手綁腳，但他卻開啟了歷史素材小說的寫作大門。

《寒夜三部曲》是李喬最重要的長篇代表作，也是繼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之後，台灣小說史上第二部大河小說。巧合的是，這兩部大河小說都是客籍作加以客家族群為中心寫成的作品，頗有台灣客家文學承先啟後的意味。《寒夜三部曲》的第一部《寒夜》，是以一個客家族群深入原住民部落邊緣的深山開墾的故事。這個原本在地主家中當場工的家族，正如〈渡台悲歌〉裡的情形，來台之後，已無地可墾，淪為地主長工，已經當了祖父了仍是人家的奴才，要不是地主碰到天災、土地被洪水流失，養不起這麼多長工，恐怕這一家人還無掙脫長工的命運自立。這家人冒險進入蕃仔林開墾，刻苦耐勞，堅忍不拔，原住民的出草嚇不跑，天災擊不倒，飢餓趕不走，卻被巧取豪奪的土豪劣紳、勾結官銜奪走他們辛勤開墾、以性命換來的土地，逼得他們只能以殘命與土豪劣紳最後一博。背景是清治時代的末期。第二部《荒村》的背景是日治時代的中期，也就是文化協會分裂，農民組合領導農民運動為背景寫成的小說。《寒夜》裡的孤兒劉阿漠和棄嬰葉燈妹組成的家庭，勉強可謂是《寒夜》的第二代。隘勇出生的劉阿漠本身並沒有自己的土地，卻投入農民運動，與統治者瘠土豪劣紳展開鬥爭，因而入獄、拘禁、遭受刑求，凸顯賴和〈覺悟的犧牲〉的精神。充分凸顯了客家男子中的領袖人物仗義直行的民族特質。弱小的燈妹，獨立撐起持家的重任，維持家計，教養子女，充分發揮了大地兒女，也是大地之母的客家女性勤於肯於勞動、個性堅忍的特質。成功塑造了具有族群特質的人物典型。第三部《孤燈》寫戰爭時期的台灣，場景有兩個，一在蕃仔林，一在菲律賓戰場上。蕃仔林的人因為戰事，陷入食物、物資缺乏的貧困、飢餓的困境中，青年男子、子弟被征去打戰，物資被搜括掠奪，固然過著貧困悲慘的生活，他們仍能靠著土地，在這裡生活下去，「燈妹」，弱小卻堅毅的小婦人，沒有人比他承受過更多的生命磨難，也沒有人比他活的更堅強，已經成了「阿漠伯婆」的燈妹，不僅像是全蕃仔林生活的「智庫」，更是項大帝的母親，遠在菲律賓戰場上，正在死亡行軍逃亡的子弟，也因為想著這位老母親、老祖母，而點求生、回家的意志之燈，長向北方，朝向生養自己的土地。要回到生養自己的土地，回到母親的懷抱，宛如在遠方點燃一盞孤燈，照亮子弟回家的路，引動他們不斷前行的力量。

《寒夜三部曲》是描述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四0年代半個世紀裡，台灣人民為土地、為生存承當苦難，奮勇爭鬥的歷史，可以說是客民族的史詩。

李喬的長篇代表作還有《埋寃一九四七埋寃》，是延續《孤燈》的歷史背景之後，寫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許多奇寃慘絕的人間故事，却是台灣人以鮮血寫成的史頁。書名「埋寃」，顯然是指歷史沉寃未雪，文學想率先掙開歷史意識桎梏，從歷史前瞻思考，埋葬舊日情仇，了卻歷史恩怨。

《情天無恨─白蛇新傳》又是另一特具創新意義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是作者寫完《寒夜三部曲》之後，為解決內心新生的文化衝突，而利用家喻戶曉的白蛇傳故事衍生的新作，在小說形式方面非常特別。源出《警世通言》的白蛇化生人身到人間一遊的故事，強調了人妖二元論，並且以人為本位、人為天地至尊的觀念，先入為主認定蛇化人身人形，就是「害人」。《情天無恨》則以蛇從「胎卵濕化」陰濕化生修為「人」身、作「人」語，是逾千年的苦行修為，遠遠超過自然生成的「人」，因此，白蛇的人間行，只是在完成它修煉為人的最後一程，到人間進行實體驗而已。人間自以為是的「法統」、「道統」，以妖魔入人世必存不良居心的「偏見」、「成見」，必除白蛇而後已，却從不用鏡子照照自己的專橫殘暴嘴臉，以及這樣的嘴臉背後代表的文化，就是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

《藍彩霞的春天》則代表另一種台灣小說的異質。「藍彩霞」姊妹是被蠻橫的父權賣入妓院的妓女。她們的遭遇，是台灣某個特殊社會面向的縮影─強大的父權可以犧牲子女、妻兒，特別是女兒，作為解決自己失業、失職，甚至怠惰、腐則、貪婪、犯罪，犯錯時的代罪羔羊。這部作品雖然無意以批判父權社會的惡質現象為主題，但隨著她們生命發展的軌跡，乃自然呈現了出來。這對極具台灣妓女身世代表性姊妹，藍彩霞最後的奮力一擊，為了捍衛妹妹，犧牲自己，拚掉經營妓業的莊家父子，讓他們不再危害其他姊妹，自己則不免身陷囹圄，頗似台灣女性的〈覺悟的犧牲〉。作者在這部作品裡，展現他的反抗哲學。

黃娟（一九三四～），本名黃瑞娟，出生於桃園楊梅。畢業於台北女師，歷任中、小學教職，迄一九六八年辭職赴美定居。日治時代曾受短暫的日本教育，却是典型的戰後新生代作家。一九六一年開始發表作品，一九六五年，鍾肇政主編的幼獅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出版時，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小貝瞉》，即與李喬、鄭煥、鍾鐵民、劉慕沙等並列為同期出發的作家。寫作《小貝瞉》階段的黃娟作品，是一對人生充滿希望與愛，滿心理想人生憧憬的純情作家，親情、友情、愛情，是她的作品中最常見的題材，作品具有濃厚的真實生活經驗取向。六Ｏ年代遷居美國之後，作品頓滅，仍偶有作品寄回國內發表，或在美洲的華文刊物發表。

八Ｏ年代，加入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並曾擔任會長（一九八八～一九八九），重新點燃她的創作熱情，也積極在國內發表作品，有意開創「台美文學」的創作新領域。以旅居北美的台灣人觀點，看美洲人的生活、描述旅美台灣人的生活，也從長居美洲的台灣人回頭看台灣，黃娟有意以此豎起一面「台美文學」的新旗幟。陸續出版了《邂逅》（一九八八，六，南方）、《世紀的病人》（一九八八，六，南方）、《故鄉來的親人》（長篇小說，一九九一，十一，前衛）、《山腰的雲》（一九九一，十一，前衛）等作品，大部分都用以見證「台美文學」的創作理念。

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黃娟發下宏願也要寫一部「三部曲」，名曰「楊梅三部曲」，第一部《歷史的腳印》（已於二ＯＯ一年一月出版，前衛），「寫的是日治時代，以預見日本的戰敗做結束。當時主角的年齡還在童年到少女的階段。」第二部《寒蟬》（已於二ＯＯ三，八出版，前衛），「寫國民政府接收台之後，到主角離開台灣為止。」第三部《落土蕃薯》，「寫歷經浩刧的台灣人，猶如『落土蕃薯不驚爛，只求枝葉代代湠‧‧‧』。此時主角身在海外，心懷故鄉，而得與島內鄉親，共同見證了母親─台灣，走出專制獨裁的陰影，以堅定的步伐，迎向自由光明的大道。」19（未完成，未出版）

余阿勲（一九三五～一九八三），出生於花蓮，台北師範學院畢業，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任教師，擔任中國時報駐東京特派員時，病逝日本。出版有：《涓涓集》（一九七五，新理想）、《愛的種種》（一九八四，文經社）等散、雜文集。

劉慕沙（一九三五～），本名劉惠美，出生於苗栗銅鑼。新竹女中畢業後，曾從事國小教職，雜誌編輯等工作。一九五六年開始有小說作品的發表，曾在鍾肇政主編的幼獅版「省籍表年文學叢書」出版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小說創作集《春心》。因小時候曾學過日語，主要的文學活動，仍以翻譯日本文學為主。

林柏燕（一九三年～）出生於新竹新埔，台灣師大畢業，任教職迄二ＯＯＯ年退休。一九三六年開始寫作，作品有小說及文學評論。出版有短篇小說集：《暗夜水底寮》（一九七四，天人）、《最後的探戈》（一九八九，晨星）及長篇小說：《異鄉之女》（一九七七，水牛）、《策馬渡河》（一九八八，聯經）、《北國之秋》（一九九九，新竹縣立文化中心）等十餘種。

葉日松（一九三六～）出生於花蓮，花蓮師範畢業，歷任中、小學教師。作品有詩、散文、兒童文學。出版有詩集：《月夜戀歌》（一九五八，綠穗雜誌）、《酒濃花香客家情》（一九九八，文學街文學社）、散文集：《人生小語》（一九七Ｏ，東海）、《故鄉之歌》（一九七六，元杰）、《生命的唱片》（一九九三，花蓮縣立文化中心）等三十餘種。

林清泉（一九三九～）出生於屏東萬巒，國立台灣藝專畢業，擔任教職。作品有小說、散文、童詩等。出版有詩集：《殘月》（一九五八，自印）、《寂寞的邂逅》（一九七二，高大）、《心帆集》（一九七四，笠詩社）、《林清泉詩選集》（一九九三，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陌上桑（一九四Ｏ～），本名郭俊雄，出生於屏東麟洛。台中師範畢業，曾任教職。七Ｏ年代，辭職赴日本唸書，就讀日本神戶大學及京都大學人學研究所，並任台灣日報日本特派員。一九七Ｏ年，與洪醒夫、喬幸嘉等人將已停刊之藝術雜誌《這一代》復刊，擔任主編，改為月刊，內容以文學作品為主。七Ｏ年代回台後，曾出任台灣日報主編等職。出版有小說集《天涯若夢》、《滄桑之後》（一九六九，現代潮）、《剿》（一九七三，九龍）、《陌上桑自選集》（一九八五，黎明）及譯作、雜文集等。

丘秀芷（一九四Ｏ～）本名邱淑女，出生於桃園中壢。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曾任教職，雜誌編輯等職。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作品有小說、散文、傳記、兒童文學等。出版有《剖雲行日─丘逢甲傳》（一九七九，近代中國）、《忠藎垂型─丘念台的故事》（一九八三，近代中國）、《民族正義─蔣渭水傳》（一九八五，近代中國）等傳記及短篇小說集《遲熟的草莓》（一九六七，水牛）、《江水西流》（一九六八，大江）、《千古月》（一九六九，光啟社）等三十本。

張榮彥（一九四Ｏ～二ＯＯＯ），出生於屏東佳洛水，祖居屏東內埔。花蓮師範畢業，歷任中、小教師四十年，於一九九八年退休。自稱：「自小在泥土裡打滾，身上帶有很濃的泥土味，流著拓荒者的血液。塗雅近卅載‧‧‧」20。作品以小說創作為主，兼及兒童文學。他的自述顯示他是困境中掙札出頭的人，他的作品也都具備這種鼓舞人要不畏艱辛。在困境中力爭上遊的積極意義，文筆樸實，筆端佈滿人間暖意。出版之小說集有《外曾祖母的故事》（一九八一，聯經）、《星星落下的那晚》、《牧鴨女》（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鍾鐵民（一九四一～）。出生於中國滿洲奉天，即今瀋陽市。一九四六年隨父親鍾理和自北京返回美濃故鄉定居。台灣師大國文系畢業後，即近回旗美高中任教，迄一九九七年退休。因受到家庭環境影響，自幼喜愛文學，一九六二年起即有作品發表。早期作品都以南台灣客家農村的生活和人物為主，筆下有許多栩栩如生的農村人物，以及深刻、鮮活的農村故事，有其獨立的風格。由於十歳時，即發現有結核病菌侵入脊椎，同時期父親鍾理和正面臨接受開刀與否的重大抉擇，窘困的家境，使得脊椎疼痛而歪斜肩膀，導致脊骨隆起，從少年時代即常為病體所苦，無法展現旺盛的創作力。數十年來，陸續有作品發表，產量並不豐富。七Ｏ年代後期，鍾鐵民的作品有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不再單純地記錄農村的人與事，開始關注農村的遞變，在工商業活動逼得農業生產活動一再後退的農村裡，農業的存廢、農民的生計、土地價值觀、農民下一代的教育、出路，讓他的文學創作找到新的起點，《余忠雄的春天》（一九八Ｏ，東大）、《約克夏的黃昏》（一九九三，高雄縣立文化中心）等作品，不僅傳達了時代輾輪下農民心靈深處的聲音，也生動刻畫了新時代裡客家社會裡客家人內在、外表的變與不變，創造出新的文學中的男男女女客家庄人物典型，如〈大姨〉、〈三伯公傳奇〉裡的三伯公、〈蘿蔔嫂〉、〈女人與甘蔗〉裡的女人，他們是新時代裡的客家人圖像。小說創作之外，也有不少散文作品，結集出版的散文集有：《山城棲地》（二ＯＯ一，串門圖書）、《山居散記》（二ＯＯ一，百盛）、《鄉居手記》（二ＯＯ二、未來書城）。

曾寬（一九四一～），本名曾富男，出生於屏東竹田鄉。世界新專廣播電視科畢業，曾任職電台，後任教職。作品有小說、散文、評論、報導、兒童文學等，種類繁多，出版有長、短篇小說及散文集，《天一方》（一九七一，正文）、《畫翼天使》（一九九七，派色文化）等十餘種。

謝霜天（一九四三～），本名謝文玖，出生於苗栗銅鑼鄉芎蕉灣客家庄。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畢業，歷任基隆立德中學、台北盲聾學校等校教職,一九九九年退休，自資成立智燕出版社，大部分著作都由這裡出版。進入淡江中文系就讀之後，即「以寫作為人生目標」，大學一年級即開始投稿。作品有長、短篇小說及散文。以《秋暮》、《冬夜》、《春晨》三部作品合稱的《梅村心曲》為其代表作。這是一部描寫客家家族從勞苦中奮鬥的故事。主角「林素梅」是作者的大嫂。作者說：「大嫂的一生，真是一首淒婉的古詩，一頁艱苦的歷史。」所以，也就是一部描寫客家女性的故事。《秋暮》、《冬夜》、《春晨》代表「林素梅」三段不同的人生經歷，任勞任怨的客家女子，以無比堅強的靭力，扛起持家的重任，並從生命的打擊和磨難中走出來。小說除了展性主角的特性，也展現了客家族群女性的特色。《梅村心曲》之外，另有《渡》─描寫一位越南女子逃難來台的故事、《虎門遺恨》─寫的是中國革命烈士朱執信的事跡、《夢迴呼蘭河》─中國作家蕭紅的故事，等多部長篇小說。散文也是謝霜天的重要作文類，先後出版有《綠樹》（一九七三，智燕）、《鄉土情懷》（一九八七，智燕）等散文集。內容則有人物、事件、自然風景、個人雜感，不一而是，她說：「這類作品，不是供人玩賞

的『小擺設』，乃是具體而微的世態畫，是文藝陣營輕騎兵。」

黃文相（一九四三～），出生於桃園龍潭。台北師範畢業，任教職，已退休。一九六六年，《台灣文藝》創作不久，即成為小說創作之新銳作家，一九七一年，以〈笑容〉獲得第二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不久即因健康不佳退出筆陣，作品未見結集出版。

馮菊枝（一九四三～），出生於新竹，新竹師範畢業，任教職，已退休。作品以散文、長短篇小說為主，兼及兒童文學。小說都寫女性的故事，女性為感情掙札，陷入愛情的糾葛為主題，出版有散文集：《情深幾許》（一九九一，文經社）、《多情伴我》（一九九二，黎明）等，長篇小說：《月將沉》（一九七Ｏ，皇冠），短篇小說集：《不是偶然》（一九八九，文經社）

六月（一九四四～），本名劉蘭英，出生於新竹新埔鎮，現住在高雄旗山。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任職報社。主要作品以散文為主，出版有散文集：《惜情》（一九八四，號角）、《懷念的季節》（一九九二，正中）、《回首》（一九九四，高雄縣立文化中心）等。

沙白（一九四四～），本名涂秀田，出生於屏東竹田鄉.高雄醫學院畢業，曾赴日本研究。在高雄市開設牙科診所。學生時代曾任校內「阿米巴詩社」社長，「南杏」社長，從事詩與散文創作，開亦及翻譯、童詩創作。出版有：《沙白散文集》（一九八八，林白）及兒童文學《星星亮晶晶》（一九八六，愛智）。

曾信雄（一九四四～），筆名曾門，出生於苗栗大湖。新竹師範學校畢業，歷任國小教師、校長等職。早期小說作品，刻劃農村生活、農民極富泥土味。後來寫作興趣轉向兒童文學及寫作引導，創作未能更上層樓。出版有小說集：《霧散的時候》（一九六九，現代潮）、《一種遊戲》（一九七五，聞道）、《春華秋實》（一九八Ｏ，成文），散文集：《晨光》（一九六九，台灣出版社）、《風景─台灣七Ｏ年代浮光掠影》（一九九四，桃園縣立文化中心）等十餘種。

四、戰後新生一代的台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下）

本段所要論述的是戰後出生的作家，他們幾乎完全沒有「日本教育」瓜葛，是接受中文教育長大的一代。在創作理念和文字風格上，未必和戰爭時期出生者有明顯的界線區隔，但為求論述之清晰另立一節。

曾貴海（一九四六～）出生於屏東佳冬鄉六根庄客家庄。高雄醫學院畢業，擔任胸腔科醫生。高雄醫學院就讀期間，與江自得等人創立「阿米巴詩社」，展現對文學濃厚的學趣開始寫詩，同時也開始在《笠》詩刊發表作品。一九七六年定居高雄，一九八二年與南台灣文友創辦《文學界》雜誌。一九九一年，參與《文學台灣》雜誌創辦，推動以南台灣觀點出發的文學改革運動。個人詩與文學創作，也在這個階段轉趨積極。九Ｏ年代，是曾貴海由參與文學改革運動而思考文學、文化生態環境問題，進而踏出書房從事環保、社會運動的關鍵年代。他是少數走出書房走入社會，又能從社會走回書房的詩人。曾貴海初出的詩，是以個人內心的世界為關注的焦點，却能在很短的詩間內，由於都市人生活的感思，以及從事醫療工作接觸到生命根本的疾苦，使得他的詩和周遭的世界融為一體，甚至和大自然打成一片，從一個避世哲人成為入世詩人。由一個追尋內心世界花朵的詩人，到環保、人權、文化、政治、教育改革的鬥士，是他的文學在九Ｏ年代的十年間警人的變化。他的四本詩集：《鯨魚的祭典》（一九八三，春暉）、《高雄詩抄》（一九八六，笠詩社）、《台灣男人的心事》（一九九五，春暉）、《原鄉‧夜合》（二ＯＯＯ，春暉），正好代表了他這種文學的進程。特別是他的客語詩集：《原鄉‧夜合》，不但為台灣客家文學的詩路闢出一條路來，更重要的這些客語詩關懷思考所及的社會議題及文學議題，開拓了台灣詩的視野。詩人在動念寫客語詩時，自然地要精神和行動上「返鄉」，這樣的文學返鄉之行，不僅重拾了故土故人的記憶，也引出綿綿不盡的土地之愛。順著客家的土地和歷史，可以追溯台灣族群土地，歷史的源頭，找到台灣人族群建構的原則，甚至發展出台灣大地詩篇和民族的史詩來。《原鄉‧夜合》在台灣史發展史上，有其特殊的位置。《被喚醒的河流》（二ＯＯＯ，晨星）、《留下一片森林》（二ＯＯ一，晨星）兩本散文集，前者是曾貴海在九Ｏ年代投入高屏溪再生運動的運動經驗實錄，後者則是作者從衛武營公園到高屏溪再生的綠色行動反思。兩書同樣為散文寫作，創立新風格。詩人因寫詩，而觀察人，而關懷人間，因關懷人而閞懷環境，自然大地，由關懷大地而成為環保運動、捍衛環境的實踐者，由關懷人的人道精神而成為捍衛人權的鬥士，路徑是相同的，却不是所有的詩人、文學家都必然走得出來道路。

徐仁修（一九四六～），出生於新竹芎林鄉。屏東農專畢業，曾任農林廳技士，駐尼君拉瓜農技團技師，多次深入中南美洲、東南亞之蠻荒地區探險。他由荒野探險家轉變為態觀察家，在發現台灣的自然環境受到嚴重破壞時，率先呼籲保護台灣的大自然，同時著手以攝影和文字記錄台灣大自然的原貌，主要著作就是這些「記錄」。一九九五年，他發起成立荒野保護協會，則是進一步為保護台灣的荒野棲地奔走。作品以報導文學為主，《月落蠻荒》（一九七七，遠流）、《季風穿林》（一九九三，大樹）、《罌粟邊城》（一九九三，大樹），屬於荒野探險。《自自然然》（一九九三，大樹）、《荒地有情》（一九九三，大樹），刖屬於台灣自然環境關懷。另有小說集：《叢林夜雨》（一九八三，七，皇冠）、《家在九芎林》（二ＯＯＯ，遠流）。

劉洪貞（一九四六～），出生於高雄美濃鎮中壇，中學畢業後學習洋裁，是家庭主婦型作家。婚後遷居台北，思鄉之情構成的鄉情、鄉愁是她的作品主調。出版有散文集：《未上好的袖子》（一九九五，春暉）、《媽媽的扁擔》（一九九五，春暉）。

傳銀樵，（一九四八～），本名傳慶和，出生於苗栗。曾經擔任《愛書人》、《台灣文藝》等刊物主編。出版有小說集《六腳蛤蟆》（一九九六，東成）。作品走的是批判寫實的路線，關懷現實，特別是針對八Ｏ、九Ｏ年代的社會扭曲的怪現象，有憤滿，有批判。

馮輝岳（一九四九～），出生於桃園龍潭。新竹師範畢業，任教職。早期曾以小說創作，受文壇矚目，一九七五年，以〈小鎮印象〉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小說獎。鍾肇政說：「那細膩而深刻的敍述方式，以及處理禁忌（逃兵）題材的見識，著著實實震撼了不少讀者‧‧‧」21可惜，馮輝岳出了兩本小說集之後─《一種玩笑》（一九七二，商務）、《小鎮印象》（一九八五，商務），就未在小說創作方面繼續發揮長才，興趣轉向客家兒歌的蒐集、整理，及兒童詩、兒歌、童話之研究及創作。另有散文集：《廳堂裡的歳月》（一九七七，水芙蓉）、《陋室集》（一九七九，立文）及兒童文學等二十餘種出版。

陳雨航（一九四九～），本名陳明順，出生於美濃鎮。幼時，隨父親職務調動，曾居住花蓮。台灣師大歷史系畢業，曾任教職、報社副刊編輯等職，目前經營出版社。出版有小說集：《天下第一捕快》（一九八Ｏ，時報文化）及《策馬入林》（一九八四，爾雅）。

曾喜城（一九四九～），出生於屏東內埔鄉忠心崙。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小、中、大學教職。出版有散文集：《春蠶》（一九八六，康和）、《早安，台北人》（一九九四，凱拓）及論述：《台灣客家文化研究》（一九九九，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等。

江茂丹（一九五Ｏ～），出生於苗栗南庄鄉，元培醫專畢業，任職於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營理處高雄分處。一九八六起有作品發表，有短篇小說集：《風中拈絮》、《一半春休》（江茂丹社會寫實小說）、《吹泡泡的男人》（江茂丹的悲情檔案小說）、《佛說雀鴿鴛鴦報》（客家小說）等出版。部分作品以幼年山野鄉居生活為藍本，有濃厚的客家民情風俗，在作品裡展現。

曾淑貞（一九五Ｏ～），出生於苗栗三灣鄉。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畢業，現任教師。出版有長篇小說：《疼惜秋扇》（一九九八，文史哲）及短篇集：《愛的旅程》（一九九九，文史哲）。

黃森松（一九五Ｏ～），出生於高雄美濃興隆里。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創辦台灣第一份社區報紙─《美濃週刊》，歷任報社主筆等職。出版有散文集：《露從今夜白》（一九七二，寰宇）、《寂靜的小鎮》（一九七七，德馨室）及報導：《美濃人物臉譜》（一九九三，高雄縣立文化中心）等作品。

雪眸（一九五一～）本名林國隆，出生於苗栗頭份鎮。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報社、雜誌編輯及中學國文教師等職。從學生時代即嘗試小說創作，從七Ｏ年代後期間始進入作品的豐沛期。由於作品都偏向內在的心靈生活體驗，刻鏤心裡的糾結，一路走來頗有「踽踽獨行」的落寞之姿，他却能堅持自己的信念，維持獨特的風格。他擁有一個非常自我的世界，孤獨、冷峻、傲岸，有無人匹敵的自負，也有無枝可棲的漂泊與一絲茫然。他不肯將自己的文學生根，種植在俗世塵寰的泥土上，追求的是超越塵寰的崇高理想，因此，和現實之間永遠有一道無法超越的鴻溝，否棄一切現實的的結果，就是被現實全面遺棄，他成了現實世界的「異鄉人」，只能冷冷地審視這個世界，世界也不客氣地以冰冷回敬他。這固然讓雪眸的文學成為八Ｏ年代台灣小說界的「異景」，但也把自己的文學同時擠進了台灣文學的偏僻角落。其實，雪眸的文學，文如其人，外表冷漠而孤獨，宛如文學界的孤雁，實際人生却經歷了戲劇化的變化，以現實閱歷的豐富、奇譎多樣，多變而言，恐怕沒有幾個同代作家的現實人生差堪比擬。文學界知之甚稔的戴訓揚在〈悲劇英雄的輓歌─雪眸和他的明天〉一文中說：「從彼此的閒談中，知道〈明天〉裡良輔的遭遇除了最後那幕戲劇性的死，其餘都是他過去生活體驗的寫照，那麼這篇作品可說是他自己的現身說法了。」「良輔」是一位滿懷藝術理想的私立學校年輕教師，處於頑劣成性、宛如學店顧客的學生，和把學校當學店經營的老闆之間，因為家貧不得不委屈這份工作，最終仍不得不在一番激鬥之後敗退離職。〈明天〉以旁觀者的立場，描述「良輔」從離職到慘死在一群不良少年的惡作劇亂刀之中的經過。離職後的「良輔」，謀職處處碰壁，流落到台北投入壽險公司擔任邀保的業務員，違逆自己的本性，只好黯然返鄉到工廠當出賣勞力的作業員，但因為擔任過教師及年長的關係，無法與工人打成一片，終遭戲辱而死。這裡是雪眸小說的源頭，到了九Ｏ年代之後，的確也看他的作品，逐漸走出與惡劣生存環境纏鬥的死結，化解了這種內在與現實的矛盾和掙札，試圖以比較宏大、客觀的視野，著眼於族群、家園，關懷個人之外的現實社會議題。可惜曾經擁有如是文學奉獻熱忱的作家，在二十世紀末即消沈不見新作。曾經出版有：《明天》（一九八五，自印）、《有情》（一九八八，傳燈）、《擱淺在君懷》（一九九Ｏ，敦理）、《離愁》（一九九二，苗栗縣立文化中心）等短篇小說集，及長篇小說：《惡淵荒渡》（一九九四，遠流）、《悲劇台灣》（一九九四，前衛）、《坦克車下》（一九九四，遠流）。《悲劇台灣》曾獲得一九九三年吳濁流文學獎小說獎。

陌上塵（一九五二～），本名劉振權，出生於苗栗市。一九六七年初中畢業後，進入基隆台灣造船廠任職，以建教合作完成高中學業，中國造船公司成立，一九七五年轉任高雄總廠技工，以於九Ｏ年代退休。初中就學時期開始寫作，早期以詩作為主，高中畢業後，先後加入「暴風雨詩社」（一九七三）、「綠地詩社」（一九七八）及「陽光小集」（一九七九）三個七Ｏ年代年輕詩人的團體。曾經擔任「綠地詩社」社長，也是「陽光小集」創社的八名成員之一。詩作收集在詩文集《玉香集》（詩、散文合集，一九七八，德馨室）中。七Ｏ年代末改寫小說，大部分寫實際從事勞動的勞工（黑手）的生活，在關懷面向上，比較傾向廣大的勞工群眾，和他前一個世代，贏得「工人作家」名銜的楊青矗比較起來，他的作品有更清楚的工人位置，也有更切身的工人問題，尤其他抱持的悲天憫人的寫作動機，雖然寫的是第二代的「工人文學」，却更完整地傳達了工人的聲音。他以「黑手作家」自許，也的確不虛此名，出版有三本短篇小說集：《思想起》（一九八Ｏ，東大）、《夢魘九十九》（一九八三，前衛）、《長夜漫漫》（一九八六，希代）及散文：《造船廠手記》（一九八八，愛華），都不離為「黑手」而寫的初衷。另有一自傳性長篇《少年》未見出版。

利玉芳（一九五二～），出生於屏東內埔鄉牛埔下庄。高雄高商畢業，婚後住在台南縣下營鄉，曾任國小代課教員及從事食品冷凍加工業，目前從事生態教學工作。初中時代即以「綠莎」筆名發表散文，詩作則遲到一九七八年，已為人妻、為人母，以家庭主婦的身份參加南鯤鯓「鹽分地帶文藝營」，認識「笠」詩社成員，加入「笠」詩社之後，才正式展開的。由於她投入詩創作的年紀和經驗非常「特異」，使得她的詩作，在起步時，就能在樸實的外貌下閃現生命的智慧和機伶，在不經修飾的語言裡，包含了圓熟的人間情理，予人她還沒有開始寫詩時已是詩人的特有感覺。詩人也是詩評家趙天儀說她的初作是「從生活藝術到生命體驗」寫成的詩，即是此意。利玉芳寫詩，可謂「十年有成」，先後獲得吳濁流文學獎新詩奬（一九八七）及陳秀喜詩獎（一九九三）的肯定。已出版《活的滋味》(一九八九、笠詩社)、《向日葵》(一九九六、台南縣立文化中心)、《淡飲洛神花的早晨》(二OOO、台南縣文化局)等三本詩集。幾乎獲得詩評家一致的肯定。認為她的詩寫到女性時，絲毫沒有忸怩作態的妖嬌，能毫無顧忌呈現一顆赤裸裸的跳動著的心來。詩想相當成熟，執著於「生」與「活」的意義性表現，有深入的見解，又具女性獨自的思考。尤其是她很早就將詩的創作視野，放在社會的議題上，關心環保、關心政治、關心人間的公平正義，幾乎是毫無猶豫、自然而然地將詩作跨越個人心靈、自我意識的創作門檻，走入廣闊的現實世界，進入表達集體意識的階段。正如評論家所謂的，利玉芳的詩，表達的是她的母性的愛，而她的母性的愛不是自私的女性之愛，乃是對全台灣人民的關懷之愛。九O年代以後，利玉方嘗試以客語寫詩，成果見於《向日葵》詩集。

德亮(一九五二~~)，本名吳德亮。出生於花蓮。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歷任報社副刊主編，建設公司、旅行社經理等職。作品有詩及散文。出版有詩集：《劍的握手》(一九七七、德馨室)、《畫室》(一九七八、德馨室)、《月亮與劍》(一九八三、益群)、《水色抒情》(一九九一、林白)。散文集：《永遠的伯勞鳥》(一九九八、河童)、《台灣畫真情》(二OOO、博揚)。

藍海萍(一九五三~~)，本名劉橘英。出生於高雄美濃鎮中圳里。屏東師範學院畢業，任教職。現任大海洋詩社社長。出版有詩集：《太陽城的謳歌》(大海洋出版社)、《致南方的海》(大海洋出版社)。

鍾延豪(一九五三~~一九八五)，出生於桃園龍潭。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車禍去世。大學畢業後開始寫作，作品不多，卻深受文壇肯定，一九八O年，以＜故事＞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小說獎，之前也以《高潭村人物誌》獲「時報文學獎」。鍾延豪是受到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點燃的鄉土意識而崛起的一帶，他也具有這一代作家共同的、曾經走過苦悶、憂傷、抑鬱的時代記憶，以覺醒的、創新的、熱烈昂揚的作品特值投注文壇，為台灣文學注入新的血液，有一股勇猛的文學特質，勇於挑戰，也猛於開拓挖掘，鍾延豪則更是這種特質的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在短短數年間，每發表一篇作品，無論是《華西街上》、《金排附》、《遇客》、《故事》、《高潭村人物誌》，都引發文壇的一聲驚嘆號。由於他的作品取材，都能找到個大時代的動脈，都在試圖理清離亂時代的紛爭，都以他獨特的價值焦距去省思。整體而言，他可以說已經把一九五O年代以降的，在台灣社會離地生成個人主義，虛無的人道精神，逐漸落實到根土之上，在創作中實踐了。他寫老兵、寫妓女、老鴇、小販、農民，基本上都表達了這樣的創作抱負。如此令人期待的文壇新希望，卻因天不假年，文學界同聲惋惜。出版有說集：《金排附》(一九八O、東大)、《鍾延豪集》(一九九二、前衛「台灣作家全集」)。

鐘順文(一九五三~~)，出生於印尼雅加達。一九七O年來台，海軍技術學校畢業，任職於海軍造船廠。曾主編《掌門》、《荷笛》、《門神》等詩刊。作品有詩、散文。出版有詩集：＜六點三十六分＞(一九八一、德華)、《不出聲的胚胎》(一九九一、派色文化)、《放一把椅子》(一九九二、派色文化)、《刺青的時間》(二OOO、宏文館)及散文集：《舞衣》(一九八九、殿堂)、《H大調》(一九九一、派色文化)。

彭金龍(一九五三~~)，出生於苗栗，現任教職。出版有散文集：《快樂人生的追尋》(一九九四、業強)、《初嚐情滋味》(一九九四、業強)、《青春啟示錄》(一九九七、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魏偉琦(一九五三~~)，出生於新竹。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畢業，曾任助教、講師等職，定居美國。作品以長篇小說為主，大都取材於生活週遭的現實事件，有自己獨到的寫實風格。出版有七部長篇小說：《青春的行列》(一九七六、銀河)、《飛花的季節》(一九七七、阿爾泰)、《搏擊》(一九八四、黎明)等，及散文集：《鐵翼雄風－高志航傳》(傳記、一九八一、近代中國)。

吳錦發(一九五四~~)，出生於高雄美濃鎮福安里。中興大學社會系畢業，歷任電影編導、報社副刊主編、主筆等職。學生時代即開始寫作，主要以小說為主，也寫散文、詩及社會、政治評論。一九八四年，以＜叛國＞獲吳濁流文學獎小說獎。吳錦發屬於鄉土文學論戰後崛起的一代。初期的作品受到在電影圈工作的影響，偏向於沒有特定時空條件標示的意念表達，大體屬於抽象思維的展示。但社會學的訓練在他作品裡發生影響後，他的寫作對象轉到向時代頑抗不屈的農民、原住民的女性，校園裡箝制言論自由的白色恐怖、美濃地方史、台灣歷史暗面的探索……逐漸落實到現實的關懷層面。但吳錦發是一個不太容易「安定」「穩定」下來的作家，興趣廣泛，關懷面廣闊，他投入環保運動、人權運動、政治，寫詩、寫散文，從事新聞工作，寫政論文章，構成他極為多采多姿的文學世界，不可諱言的，他的小說發展卻呈現停滯不前的現象，他應該還有不少作品未寫出來，而額外生產了不少文學附產品。出版有小說集：《放鷹》(一九八O、東大)、《靜默的河川》(一九八二、蘭亭)、＜春秋茶室＞(一九八八、聯合文學)、《流沙之坑》(一九九七、晨星)等九部，另有散文集：《永遠的傘姿》(一九八五、晨星)，詩集：《生之曼陀羅》(一九九七、晨星)，及政論、社會評論集：《抓狂政治》(一九九O、前衛)、《天地玄黃龍蛇雜陳》八本(一九九八、三銘)等十餘冊。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則又致力於童話寫作，是一位永遠都在求新求變、不斷前進的作家。

陳寜貴(一九五四~~)，出生於屏東竹田鄉(南部客家聚落六堆的中堆)。歷任出版社總編輯、發行人、社長等職。年輕時，曾是主流詩社及陽光小集的成員。主要作品有詩、散文。出版有詩集：＜劍客＞(一九七七)、＜商怨＞(一九八O、德華)，散文集：＜孤鴻踏雪泥＞(一九七九、水芙蓉)、＜晚安小品＞(一九八七、傳燈)，小說：＜冷牆＞(一九八二、德華)等十餘本。近年來不斷呼籲客語作家練就用客語直接思考寫作，如此才能寫出原汁原味的客語作品，並致力客語詩精純化的創作，但能立足客家放眼天下詩界。

張瑞麟(一九五四~~)，出生於屏東佳洛水，本籍在屏東內埔鄉。海洋大學畢業，曾任台大海洋研究所技工、海關職員等。八O年代崛起於文壇，以《簡單過去式所有格》一作，立刻受到文壇矚目。獲得一九八二年吳濁流文學獎的小說佳作獎。評審委員李喬肯定這篇作品：「文題本身就夠耐人尋味。這是一篇鋒芒內斂、冷面熱腸的作品，也是極高明的嘲諷加上抗議的小說。它又是及精緻濃縮的好短篇。…十分期待作者能照自己的方式與理念，繼續寫下去。」他以嶄新的文字風格與有創意的題材，深為文壇期待，可惜僅出版了一本小說集：《簡單過去式所有格》(一九八七、愛華)，及退出文學創作的行列，專心從事養蝦事業，未見發表新作。

林芸(一九五五~~)，本名林任雨。出生於苗栗南庄鄉。畢業於台北市立女師專，從事教職。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寫作投稿，初期以散文創作為主，其後逐漸參與劇本及小說寫作。散文在取材方面，作者首先把自己定位在「少女散文」，內容大都以校園生活的描述、青春期的女性情愁為主要題材。但由於從小在山鄉南庄出生，在海陬的竹南長大、自稱：「自幼，我就是山與海的戀者。常喜歡把山幻想成一位深沉緘默的哲人，而海是一位快樂的歌手。」山海戀歌為基調的作品，是作者擁抱、詮釋生養自己土地的方式，自然形成獨特的文學風景。出版有散文集：《心葉片片》(一九七四、彩虹)、《菩提樹的夏天》(一九七五、水芙蓉)及小說集：《同林鳥》(一九八一、水芙蓉)、《紅色檀木盒》(一九八八、漢光)等。

鍾喬(一九五六~~)，本名鍾政瑩。出生於台中市，籍屬苗栗三義鄉客家庄。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歷任記者、雜誌主編、劇團團長等職。作品有詩、散文、報導文學及小說、劇本等，是一全方位的寫作者。鍾喬的詩文，大體上可以說是他「年少淒蒼的心境」與行吟人間、見證民眾苦難的結合。因此，他的詩裡，捕捉到的是貼近自己身世的、也是深層記憶裡的破敗景像，不斷地發出淒清、蒼涼的嘆息，然而，當他帶著這樣的生命基調「遊走在大地上」，穿越小鎮、溪畔、廟口、村落和城市的街道，所謂「城市邊緣」和「人間現場」時，所發揮出來的報導文字－見證人間、人間見證，自然就是為活在社會底層的苦難人民的悲憫情懷了。在資本主義化社會繁榮的表象底下，站在下階層民眾的角度，「揭開富裕的瘡疤，流出令人噁心的膿液」，當然是需要正義感的。鍾喬已出版的作品有詩集：《血泊中的航行》(一九八七、人間出版社)，報導文學：《回到人間的現場》(一九九O、時報文化)、《城市邊緣》(一九九二、張老師文化公司)、長篇小說：《阿罩霧將軍》(一九九八、晨星)等十部。

黃恆秋(一九五七~~)，本名黃子堯。出生於苗栗銅鑼鄉朝陽村。沙鹿高工畢業，學生時代即開始有作品發表。曾任＜匯流詩刊＞主編，參與籌組「蕃薯詩社」出版《蕃薯詩刊》，主編《客家雜誌》。一九九O年，率先出版了第一本客語詩集：《擔竿人生》(一九九O年、愛華)，其後即致力於客家文學的研究，編有＜客家台灣文學論＞(一九九三、苗栗縣立文化中心)，以及出版：《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一九九八、愛華)、客語詩集：《見笑花》(一九九八、愛華)，編著：《客家書寫－台灣客家文藝作家們》(二OO一、愛華)等作品。另有非客語詩集出版。

莊華堂(一九五七~~)，出生於桃園新屋鄉。台北高工畢業，歷任劇場編劇、總督，主持文化工作室。作品有小說、報導文學、兒童文學等，僅於一九九O年出版一本小說集：《土地公廟》(聯經)，其後有不少得獎作品，如獲南投縣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台灣文學獎等作品都尚未出版。《土地公廟》裡的作品顯示作者有：「由鄉土人物寫到都會男女，由政治事件寫到情欲傳奇，作者包容各色題材，實驗不同風格的努力……」創作抱負。但也表示他的作品上有許多不確定性的因素。莊華堂自承，一九八五年開始發表小說創作，迄八九年始與本土作家作品接觸，從此作品改弦更張，本土與族群關係，都在他後來的作品中發生了影響。投入田野調查，也是他作品質變的重要因素。

劉還月(一九五八~~)，本名劉魏銘。出生於新竹新埔鎮。曾任職主編，出版社總編輯，創立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早年曾從事小說創作，一九八四年起，投入民俗田野工作。其民俗研究不以客家為限，兼及平埔、福佬族群，主要作品以研究、調查民俗所得的報導文學最具代表，已出版的《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分廟祀、迎神、節慶、靈媒、醴事五卷，一九九四、台原)、《台灣土地傳》(一九八九、台原)、《台灣客家風土誌》(二OOO、常民文化)、《台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二OOO、常民文化)、《台灣的客家人》(二OOO、常民文化)等四十餘種。

張典婉(一九五九年~~)，出生於苗栗頭份鎮斗換坪客家庄。先後畢業於世界新專編採科、文化大學戲劇系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歷任記者、編輯，作品有散文、報導文學。担任地方記者期間，曾經長時間、持續系列性地記錄、刻繪台灣社會的各階層的女性人物－「速寫了都市之外的女性，或是特殊環境下的女性」，分別完成了《山裡的女人》(與心岱合著，一九九三、民生報)及《福爾摩沙的女兒》(一九九三、張老師)，以勾勒台灣婦女容顏為主題的寫作。這些作品為台灣的婦女留下了生命腳踪的見證，也為作者鋪陳了走向婦女運動的道路。進入民生報婦女版工作之後，張典婉也關心親子教育的問題，有不少以母親的角色，「記錄」兒童的成長，和對當前教育的反思。九O年代以後，顯然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各項婦女地位發展議題的活動，只是這些只能呈現在她的論述著作裡，不是文學創作。其他出版的散文作品，還有《土地人情深》(一九九三、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家有多多龍》(一九九六、九儀)、《郊居歲月》(一九九六、圓神)、《台灣大女人》(一九九六、碩人)等。

吳鳴(一九九五~~)，本名彭明輝。出生於花蓮。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報社編輯、雜誌主編，現任教於政大歷史系。主要作品是散文創作，出版有散文集：《湖邊的沉思》(一九八四、九歌)、＜心路＞(一九八六、晨星)、《長堤向晚》(一九八七、九歌)、《結愛》(一九八八、圓神)等八種。

藍博洲(一九六O~~)，出生於苗栗市。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歷任報社、雜誌記者編輯等工作，其後專業寫作。學生時代已有作品發表，也獲得文學獎的肯定。出版有小說集：《旅行者》(一九八九、爾雅)。最吊詭的是，作者自己定位為「報告文學」的《幌馬車之歌》，竟然獲得一九八九年第七屆洪醒夫小說獎。似乎作者也接受這樣的肯定，將此作附錄於他唯一出版的小說集裡。這對於日後以全力投入「報告文學」，以建構「台灣民眾史」為職志的作者，不知是否曾經造成困惑?不過，他的民眾史著作非常豐富，已出版的有：《沉屍•流亡•二二八》(一九九一、時報文化)、《幌馬車之歌》(一九九一、時報文化)、《白色恐怖》(一九九三、揚智)、《夜未央》(二OO一、晨星)等近十本。

張振岳(一九六三~~)，出生於花蓮，原籍新竹新埔。花蓮高工畢業，曾任地方報社記者，目前務農為業，並投入環保運動，著有報導文學：《台灣後山風土誌》(一九九四、台原)、＜後山西拉雅人物誌＞(一九九六、常民文化)等。

張堂錡(一九六二~~)，出生於新竹湖口鄉。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目前任教於政大中文系。出版有小說集：《青青校樹》（一九八六、采風），散文集：《青青作伴》（一九八八、世茂）、《生命風景》（一九九二、文史哲）等。

張芳慈（一九六四~），出生於台中東勢鎮。新竹師專、台北市立師院美勞教育系畢業，現任教職。一九八六年加入笠詩社，一九九九年獲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二○○○年獲陳秀喜詩獎。張芳慈與《笠》詩社同年誕生，「師以表現細膩、真摯的情感見長。他認為詩是人生的觀察與體驗，因此必須誠實而深入地從各角度有所批判和反省。詩不是歌功頌德，好的詩對人性是一種救贖。」23被視為《笠》精神在新世代的延伸。九○年代後期，張芳慈也加入了客家詩的開創行列。出版有詩集：《越軌》（一九九三、笠詩社），《紅色旋渦》（一九九九、女書文化）。

五、戰後台灣客家作家及其作品的補充敘述

誠如本文在緒章裡所述，「台灣客家文學」及「台灣客家作家」的定義，並沒有絕對嚴謹的規範，有些恐怕是永遠無法解開的定義之謎，這裡所列述的「客家作家」名單，絕對是從寬認定的，也仍然有些排除原則，譬如不列入賴和、呂赫若等作家，用意只有一個－刻意保持與「台灣作家」之間小小的間隔。這和戰後的部分，不列入陳冠學、張良澤、宗澤萊情形是相同的，就是避免泛客家文學模糊客家文學的面貌。當然，在定義方面，仍然存在著比這更複雜的問題。這裡且聊舉數例說明如下，表示對定義的存疑，以及來日的修正的空間，同時也藉此表明不是刻意或無心的疏漏。

一、廖祖堯，一九二五年出生於苗栗頭份，日治時代曾被台完拓殖會社派至越南擔任農場主任，戰後，因語言及政治體制不同，生活遭受重大挫折，在九○年代有詩作發表，且出版了《惡劣的季節》與《尋根》兩本詩集。他寫詩有深刻的切膚之痛，與多批判和諷刺，有其獨特的文學欄位，可是把他放在同齡的鍾肇政之列，與放在九○年代都不適合。

二、林海音，一九一八年出生於日本大阪，在北京長大，戰後來台，二○○一年去世。雖然其父親為苗栗頭份客家族人，但她本人與客家並無連繫，更遑論客家文學。她自言：「北平是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地方。讀書、做事、結婚都在那兒。度過的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宮的琉璃瓦互映，因此我的文章自然離不開北平。……當年我在北平的時候，常常幻想自小遠離的台灣是什麼樣子，回到台灣…卻又時時懷念北平的一切…」24「不能忘懷北平!那裡我住太久了，像樹生了根一樣。」，即使再台灣住了整整四十年之後的一九八七年，寫起文章來，仍然都是追憶北平的風土人物，對於一再強調「比起北平人還北平」，在台灣整整住了五十七年(加上小時後四年)、描寫台灣的文章遠遠不如他作客美國還寫了一本《作客美國》的作家，勉強將’之納入「台灣客家作家」，啟不是往「客家文學」臉上貼金?是以不錄林海音。類似情形者，亦比照此原則處理。

三、戰後台來客籍作家，由於人數過多，不一一列舉其名，亦比照林海音之情形處理。

四、從海外以「華僑」身分來台就職就學而定居之客家作家，只錄鐘順文一人，其餘皆不錄。這類作家中，溫瑞安、李永平、張貴興等皆有不少著作，但與前項原因相同，他們與台灣客家並無關聯。

五、以論述文為主要著作的「學者」，亦未列入，主要的依據是「客家文學」有其文學之主體性，不可偏失。

註1見一九七一、九，台北、自立晚報出版，葉榮鐘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二八五頁。

註2原文「雖」誤植為「難」，「筋」誤植為「助」，逕改之。

註3見一九二四年、十一、二十一，《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

註4參見二OO一、六，陳淑容碩士論文:《一九三O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附錄二」＜一九三O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主要論者簡表＞。

註5刊《台灣新民報》九五O~九五三號，一九三三、十、十二~十五，四回連載。

註6刊《台灣新民報》九七一號，一九三三、十一、二。

註7見《台灣新民報》九九五號，一九三三、十一、二十六日，郭秋生:＜還在絕對的主張建設「台灣話文」＞。(該文系一長文，分十二回連載，引文出自最後一回最後一段。)

註8鐘肇政:＜戰後台灣的一種見證－跋龍瑛宗著《紅塵》＞，收入《紅塵》，一九九七、六，台北遠景，出版社。

註9刊於《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

註10見一九六九、十，＜台灣文藝＞二十五期。

註11二OO三年十月最新作品集＜歌德激情書＞於台北、草根出版社出版。

註12見鍾肇政：＜著作等身的林鍾隆＞，收入一九九一、七，前衛「台灣作家全集」＜林鍾隆集＞。

註13見＜消失中的阿媽─杜潘芳格訪問記＞，曾秋美採訪整理，收入杜潘芳格＜芙蓉花的季節＞(一九九七、三、前衛)。

註14李魁賢：＜一隻叫台灣的鳥─序杜潘芳格詩集＜青鳳蘭波＞＞(一九九三、九、二十四)。

註15李敏勇：＜誕生在島上的一顆女人樹─杜潘芳格詩風格的一面，兼序＜青鳳蘭波＞＞。(一九九三、十、六)。

註16見＜羅浪詩文集＞作者＜自序＞。(二OO二、十二，苗栗縣文化局出版。)

註17見莊金國：＜釣者羅浪＞，＜文學台灣＞四十一期，二OO二年二月。

註18見鄭清文：＜選後感＞，刊一九七三、一，＜台灣文藝＞第十卷三十八期。

註19引文見黃娟：＜關於＜楊梅三部曲＞＞，收入＜寒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