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歌為五七五七七,俳句則為五七五,其特徵有二,一是短小,二是微觀或稱精煉。
台灣在進入日本統治時期以後,日本媒體刊載相當多漢詩、俳句和短歌創作,;但同時也正好是日本新體詩蔚為風潮的時期,許多創作新詩的詩人,也同時是漢詩、俳句或短歌的創作者。日治時期的新詩只是詩人藉由創作表現不同於過去的時代氛圍與思想,傳統詩型的漢詩、俳句、短歌,並非較落後或是不進步的一端。
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島田謹二已完成【華麗島文誌】大部分篇章,惟除開伊良子清白和西川滿的新詩外,書中多著墨在漢詩、俳句、短歌方面的成果。
若欲了解日治時期臺灣俳句的發展,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沈美雪副教授從2009年至2018年在三份學報共發表六篇相關論文,內容涵蓋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台灣俳句的發展脈絡,也涉及到關係台灣俳句發展重要的人事物,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文獻。(中略)
整個日治時期臺灣俳句的發展前期,亦即從明治到大正時期,幾乎是在台日人獨角唱戲的階段,畢竟這是縱的移植,由日本隨著治理台灣南進,甚至在台灣生根發芽,締造台灣俳句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台灣俳句發展後期,亦即從大正到昭和時期,台灣俳人開始涉足俳句創作,創立吟社俳句會,俳句作品開始在【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台灣教育】、【文藝臺灣】、【臺灣文藝】、【文學台灣】、【邊緣草】等報章雜誌發表。
日治時期的台灣俳句無論是在台日人或是台灣本地俳人,他們彼此就在【共生的歷史】框架下共同促進其發展。對曾經促進日治時期臺灣俳句發展的台日俳人所做的努力和貢獻,致上最高的敬意。換句話說,台灣俳人在日治時期台灣俳句的發展也曾留下可資研究參考的文獻。他們並沒有缺席,只是晚出聲而已,在這期間,歷經【去中國化,再日本化】的語言學習過程,張耀堂、吳新榮、郭水潭、王碧蕉、周伯陽、張彥勳、朱實、許世清、詹冰等都將在日治時期台灣俳句發展史上具有一席之地。
整個日治時期從明治時期的日人創辦的【臺灣文藝】(1902年)到昭和時期台籍中學生發起的【邊緣草】(1942年),台灣俳句的發展可說是非常完整的紀錄台日排人共同努力的結晶,而完成台灣俳句發展的史篇。